明代建文史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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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家建文朝史籍的编纂已经成为了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编纂源起　　公元1402年，明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军”攻破南京城，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的江山。由于得位不正，再加上众多的建文朝臣忠于旧主，不肯附从新朝，致使朱棣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来巩固统治。方孝孺被杀戮“十族”，株连门生故友；景清则遭到瓜蔓抄杀，攀延乡里百姓。朱棣继位，又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一年，并将此信息传布藩国。[1]在帝王的淫威下，血腥的氛围中，无人敢言“靖难”之事，建文朝史事则更是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2]当时的“文学柄用之臣”为了附和新主朱棣，又“自饰其非”，“为史，肆以丑言

3、诋之。”[3]结果，不仅致使建文朝四年间“政令阙而不传”，而且造成了这段历史记述的严重失实。　　然而，专制君主的刑刀法剑却无法将历史事实斩断，建文朝史事的歪曲与空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宣德、正统以来，明人的许多诗歌中就寄托了他们重写建文史的愿望。宣德间大学士杨士奇路过沛县，作诗悼念埋葬在那里的建文朝死事大臣颜伯玮，诗云：“千载河山遗县在，一门忠义史官知”[4]；成化间泰和人伊直在黄观赞中写道：“孰记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则匿其名则声”[5]；正德时，浦田人彭韶还做有“哀江南”一诗，叙述“靖难之役”中建文诸臣“鼎镬甘如蜜”的死难事迹，诗中提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扣头乞余生，无乃非

4、直笔”[6]，直接表达了他对永乐朝史臣歪曲史实，编造方孝孺叩头乞哀一事的义愤。　　不仅是诗歌中，明人的笔记，如李贤《天顺日录》、王鏊《守溪笔记》、祝允明《野记》、叶盛《水东日记》中也留下了有关建文朝的史迹。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不顾杀身之祸，撰写并保存了建文朝臣的史料。宣德中，建文死事大臣卓敬的门人黄翰光便编录了卓敬的年谱《卓忠贞年谱》。方孝孺的门人将他的文集私录成《侯城集》行世，仅此集就有天顺七年临海赵洪辑本，成化十六年太平谢铎辑本和正德十五年苏州顾璘辑本。览《千顷堂书目》文集类，我们发现许多建文朝臣的文集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难怪距离建文朝二百多年后，张朝瑞于万历年间编著《忠节录》时说：

5、“逊志死节事至今二百年，人皆历历能言之”[7]。　　随着年代的久远和政策的宽松，人们开始尝试着触及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建文史事。弘治初年，礼部尚书杨守陈就大胆上奏：“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又说：“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8]，提出了改正建文史的建议，可惜这道奏章因杨守陈病死没有上达。此后，南京人陈镐和福建人宋端仪又进行了撰写建文史的尝试，但均因故未果。到了正德中期，临江新淦人张芹才继宋端仪的《立闲斋录》，终于写成了明代第一部完整的建文史籍——建文朝人物传记《备遗录》一卷[9]，记载建文殉节诸臣，目录列出四十六人，其中有事实者二十人，无事实

6、者二十六人。继此之后，续作纷出，新著叠现，其势如潮。　　促使人们编纂建文史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国史的失实，张萱认为“惟史失其职，故稗官虞初售其欺尔”所以“今记建文事无虑数十家”[10]，钱谦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11]这与国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言。　　一是彰明忠义的心理使然。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难之惨烈震动人心，张燧在“革除死难之多”一条中记载说：“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

7、”[12]这种人重名节，士惜廉耻的忠义事迹不仅感动着明代的史学家，也反过来促使他们挥笔汗青之端来表彰忠义。　　一是怀旧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贽史论新探》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其中的因由，他认为明成祖以下诸帝都是成祖子孙，但是明后期国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靖难之役”中的失败者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种种野史杂说纷至沓来，不迳而走。[13]　　一是政策日益宽松的结果。实际上，明代官方对建文君臣的态度一直处于缓和之中。永乐皇帝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