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技术带来的是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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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技术带来的是优质教育　　赵勇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教育技术学者、作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教育及教育中的技术应用。他主持设计了旨在培养富有全球竞争力的学校体系，开发了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大型游戏社区，建立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的研究中心。赵勇教授已发表了超过100篇学术文章、20多本专著。他曾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Association）颁发的早期学术成果奖（EarlyAcademicCareerAwards），并被《技术与学习杂志》（Technology&LearningMagazine）

2、评选为2010年全球教育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他是国际教育学会的理事，目前就职于美国俄勒冈大学，担任教育学院的副院长、全球教育部的主席，同时也是教育评价、政策和领导力系的教授。　　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各国正在为培养富有竞争力的人才而不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赵勇教授作为国际教育学会的理事，中美教育研究的知名学者，从教育技术的角度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与赵勇教授就此话题，从全球化的视角，对技术支持的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本质特征与发展方向等关键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谈PISA与教育质量的关联性　　笔者：先从

3、近期的一个热点事件说起。前段时间，也就是2013年12月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成绩发布。继2009年首次参加PISA后，上海在2013年再次以数学613分、阅读570分、科学580分的成绩，在全球65个参与测试的国家或地区中获得冠军。另外6个来自亚洲的国家或者地区也在PISA中占据了前十的位置。亚洲学生，尤其是中国大陆学生的成绩让美国甚至全球的教育界感到不安，因为从测试成绩来看，中国的教育方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曾经的

4、两届PISA冠军芬兰的主流媒体《赫尔辛基新闻报》也认为芬兰失去了PISA考试的头把交椅。赵教授，您认为PISA的结果该如何解读，这种结果与一个国教育质量的关联有多大？　　赵勇：PISA只是一个很好的广告，销售得很好，但现在已经背离了它以前设定的方向。一个大规模的考试确实可以检测一些基本的东西，但是如果用它来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者代表着这个国家学生的素质，那就夸张了一点，它不可能是这样。另一方面，考试本身代表这个教育体系的一些相应的做法，但不是全部。　　有些西方国家产生些误区，说“亚洲国家崛起”了。但实际上，“崛起”这个词他们用得很糟糕，因为亚洲国

5、家在考试上从没有差过，不存在“崛起”这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另一项国际考试TIMSS也反映出，亚洲国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考得好，到2000年以后还是考得好，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崛起”过。PISA也是这样，以前我们只是没去考而已。　　考试代表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绝大部分的人去获取相同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取得好效果，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尽量淘汰不成功的人，考得不好就淘汰，在淘汰过程中我们选择出来的教师是最能考试的教师，我们选择的校长也是最能考试的校长，也就是构成了一个考试的生态。学生也是如此，每个走到最后的人都是

6、经过千锤百炼的人。因此，在第一种方法里，我们已经把这些不成功的人淘汰掉了，我们的整个体系就是这样。第二种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其他干扰因素对考试的影响。与中国相比，美国学生常会在考试之外的事情上分心。比如，美国允许成绩不好的人也待在这所学校，和其他同学保持同等的学习进度等，这实际上就是容忍其他才能的存在。同时，它还鼓励学生修各种课程，比如音乐课、艺术课、辩论，等等，这就是对学生考试的一种干扰。因为一天到晚在其他事情上花很多的时间，学生就容易分心，因此考试就达不到顶端。这没什么奇特之处，其实这就是不同的教育和文化选择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而我们国内在考

7、试目标的达成上做得很好。考试代表什么，考试只代表考试。我们可以强迫所有的人学到同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同样的东西必须在很低的层次，比如说我们可以强迫每个人都学会画画，都会画，但是你不能强迫每个人都成为毕加索。所以这就是差别，毕加索必须有天赋、机遇，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强迫每个学生都考试，考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考到一定的分数，但是考试绝对不会培养出特殊的人才。所以，当我们把教育的成功用分数高低来定义的话，实际上就是失败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目前中国总体的教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路是对的。但是也要指出，中国的改革很难成功，而美国很容

8、易成功。因为“统一的标准”诱惑力很大，单一的评判标准对政府、教育人员和家长的诱惑力太大。但要是把标准放开，家长又不愿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