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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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骆秉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骆秉章作为“晚清八大名臣”之一，长期以来在学界和民间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加强对骆秉章的研究，增进社会对骆秉章的了解及再认识，既可以促进人们重新审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可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增加不少内涵与启示。　　关键词：骆秉章；晚清；花都；广东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39-03　　骆秉章，广东花县籍，生于1793年，卒于1867，其一生经历道、咸、同三朝，正值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国运由盛而衰，风雨飘摇，而

2、西方殖民扩张，中西冲突不断。此时，面对诸多重大抉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投身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变革之中。骆秉章选择了传统仕途，在千年一贯的士大夫精神浸润下，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不惑之年才中进士，累迁至封疆大吏，曾抚湘十年，督川七载，于任上皆能恪尽职守，而其知人善任、务实高效，对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平息太平天国运动中居功至伟，为时人称道，但也因此在后世备受争议；同时又勤政爱民、清廉奉公，为人民所赞颂，在川时“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及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

3、、唐韦皋并称云。”[1]，身后享受清政府礼遇，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谧号“文忠”，后世将其与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但是，这样一位晚清中兴的重臣，其名望不论在现代的学界还是在民间，都无法与曾左等人相提并论，也无法与他的宿敌、同乡洪秀全等量齐观，这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也与当下发掘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特色软实力的社会趋势相悖。因此，加强对骆秉章的研究，增进社会对骆秉章的了解及再认识，既可以促进人们重新审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可以为今天广东文化建设增加不少内涵与启示。　　一、研究现状　

4、　有关骆秉章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初步阶段，重视不够，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不多，专著空白，论文也只有十数篇。其中，赖达观的《骆秉章》与《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是国内改革开放后最早专门论述骆秉章生平及其与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关系的文章，但是为当时史学理论所限，对骆秉章一生的总体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不过也实事求是的认为骆秉章作为封建高官，未有恋色索贿之嫌，时人称颂，“这种私德确也难能可贵”[2]，同时还指出骆秉章的才干，主要表现在用人和军事方面。贾熟村的《试谈骆秉章与湘军》于1993年发表于《岭南文史》

5、第1期，利用相关文献，对骆秉章与湘军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得出了新颖的结论：“从全国的范围看，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3]另一篇文章，徐正唯的《廉吏骆秉章》于2000年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第5期，虽然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篇幅也不长，但因为其明显的教育性质，反映出人们对骆秉章在内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重大变化。可以说，2000年之前的这三

6、篇文章，既反映出在历史研究中对骆秉章的重要性的逐渐认识，也反映出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变迁。　　进入21世纪，骆秉章的相关研究开始升温，成果不断显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郑锋，因困惑于骆秉章与左宗棠在民间评价相互矛盾，因而搜罗分析史料，写成《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论》一文，发表于2007年《求索》杂志第9期，该文经考证后认为：“在骆、左二人经营湖南的过程中，骆秉章并非笔记野史所描述的平庸、无能的傀儡形象，事实上，他在用人、军事、财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由此为突破口，郑锋先后又发表《骆秉章与西南

7、政局（1861―1867）》、《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骆秉章与咸同政局》等数篇论文，分别从骆秉章在督川时期对西南政局的驾奴与影响、在抚湘时期与曾国藩的复杂关系，以及在任督抚期间对咸同政局的宏观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客观的论述，既从细节上再现了骆秉章宦海浮沉的人生经历，又展现了骆秉章身处曾国藩等官商士绅之间，闪转腾挪的人际与政治才干，并由此一窥当时的湖南、西南政局，引发人们对晚清政局的深入思考。应该说，郑锋的研究首先使骆秉章的研究规范化、深入化，大大提升了骆秉章在晚清政治史中的地位，开拓了骆秉章

8、研究的新局面，激发了学界对骆秉章研究的兴趣。　　在郑锋之后，华中师范大学的山灵、吕晓丽于2008年6月在《知识经济》发表《浅论骆秉章治理湘军》，概括性的论述了骆秉章与湘军的依存关系，从用人、筹饷、镇压农民起义等方面展现了骆秉章的品格与才能，同时也对骆秉章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绩”进行了批评。之后，河北师范大学孙钧2009年的硕士论文《骆秉章与湘系集团关系简论》，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常虹2010年的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