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不可言到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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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道不可言到文言：中国诗学的精神奠基——兼及儒家诗学的确立与西方语言学转向【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199702【原刊页号】82-87【分类号】J2【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199709【作者】方汉文（方汉文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作者，男，４７岁，教授）摘要　中国诗学的中心观念应是孔子的文言说。孔子标举文言，扭转当时“道不可言”的思想潮流，继而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主张，成为《文心雕龙》以文言为天心之心的思想宗旨，为中国诗学精神奠基。孔子的文言说，与西方当代的“语言转向”并不相同，它意在建立以道德

2、教化为主的、有德有言的诗学模式，而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道”的思维方式的反叛。关键词　中国诗学　儒家诗学　西方语言学　文言　言辞美学＊　　　　　　　　　　　　　＊　　　　　　　　　　　　　＊公元６世纪初成书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完备建立的标志，但是，从文艺思想的发展角度看《文心雕龙》中《原道》及贯通全书的中心观念，却来自早它１０００年左右的孔子的文言理论，如果以主要思想观念的确立作为理论体系的确立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最早的，也是基本的构架创立时代，应当向前推移１０００年，定在公元前６世纪中期，孔子删定六经及《论语》成书前后。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思

3、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孔子的文言理论造成了当时思维模式的转折，占居主导地位；老庄的道不可言说思想遭到排斥后，沉积澄清，成为道家的美学精神，屈居其下，与儒家诗学及后来的佛家思想，共同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期发展。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构成部分，代表着民族精神的进展，这一转折也必然有精神现象的意义，恩格斯在论及精神现象学时，曾谈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诸阶段的缩影”［①ａ］。考察这一转折阶段的历史，自然也会对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和意识嬗变的总体形态有所裨益。　　　　１　春秋时期之前，中国诗学已经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其一

4、，认为文学是人类自身活动与要求的产物，包括人的思想、情志、心理、语言、娱乐、劳作、交往等，因此，文学具有本体与主体（在先民的意识中，这两者的界限有时没有严格区分）的特性。这类观念中最著名的是《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它被称为中国文论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语）。此外，还有《吕氏春秋》中的“适音”说。《吕氏春秋》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书中反映的观念却可能较早，如“凡音者产于人心者也”。其二，主张文学来源于人类主体之外，甚至超自然存在，属于更高层次的存在即道，文学是道的外化和显现。这类观点至少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诗经》中“德言”说，是一种堪与诗言志相匹敌的古老观念，它在《

5、诗经》中屡见。如：《日月》“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有女同车》“彼姜孟姜，德言不忘”；《狼跋》“公孙硕肤，德言不瑕”；《隰桑》“既见君子，德言孔胶”；《假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等。以上用法，德言与德音互见，古字中，音与言同源异流，德音亦即德言［①ｂ］。郑笺把德言释为“先王道德之教”，显然是汉儒说诗的迂腐见解，宋严粲《诗缉》中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说它是言语、教令和声名。虽然有的地方仍可存疑，但总体来说已经清晰，诗为德言，指道德之音声，已经超越世俗的王教，含有天道与圣贤之道的显现意义。《左传》中也有德音说的影响，如《昭公十二年传》及《文公

6、七年》。第二种则是《周易》中由道而象，而言的思维路线。《说卦》“神也者而为言者也。”《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以上两大类观念各有特点，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类以诗言志为代表，经验意识色彩浓郁，以对文学本体的直观把握为主，感性特征突出。第二类以德言说为代表，德言亦即道言，从人类精神现象角度来观察，有形而上的认识特性。这两类观念之并存，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Imitationofnature）和柏拉图的艺术观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与一个“实体的”和“正在形成的”与我们

7、息息相关的世界相联系。柏拉图则认为艺术与一个理念的，纯粹存在的世界（Worldofideal,absolute"Being"）相关［②ｂ］，可见在人类精神发展初期，意识所构成的形态有超越民族性的一面。然而对最初的经验意识的批判是不可避免的，黑格尔把这种批判和进步的不同阶段称为达到新的“立足点”。认识“个体却又有权要求科学至少给他提供达到这种立足点所用的梯子”［③ｂ］。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勃兴为先民们提供了这样的梯子，使他们进到理性思维的新立足点，重新审视前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了根本的转折。这一转折开始于老子，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