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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发展论坛》->2003年第8期（总第96期）（6月16日）->城市现代化：走向科学理性的追求城市现代化：走向科学理性的追求日期:2003-12-1617:46:10作者:鲍宗豪教授最近，国内各大城市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精神、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先后纷纷提出了“率先”实现城市现代化的目标，并开始了新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但是，在如何认识和衡量城市现代化？如何追求城市现代化的问题上，不仅有不同的看法，还存在一些误区。本文从对中国各大城市追求现代化的误区的分析入手，重点探讨城市现代化的本质，揭示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

2、种种悖论，以引导我们科学理性地追求现代化，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一、城市现代化：追求“率先”目标的误区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汲取20世纪50、60年代“洋冒进”的教训，到70、80年代的“跨越”发展和现在一些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深感走出现代化追求中的“误区”，科学理性地认识与追求现代化，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21世纪，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仅决定着4.6亿城

3、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现代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1200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然而，城市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后发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国际资本在经济增长方面可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不等于城市发展，更不等于城市现代化。若为了“率先”实现现代化，拼命追求城市经济的数量和城市形态的“现代

4、化”，忽视城市的经济质量、生活质量，忽视城市现代化推进中的矛盾，必然陷入追求“率先”目标的误区。其主要表现是：一是以城市特色来判断城市现代化。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先后提出到2010年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如何衡量这些城市是否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实际上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上海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为标志；北京以强化政治文化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以及国家管理控制中心的功能为标志；深圳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为标志。实际上，国际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等，蕴含着现代化的要素，但更多地是城市现代化推进中所形

5、成的城市特色；一个城市是否“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必须以质与量的规定为基础，不仅与国内其它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相比较，而且要与发达国家某一时段所实现的现代化相比较；因此，仅以城市特色来判断城市的现代化是不够的。二是把经济总量作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标准。我国不少城市简单比照发达国家的城市现代化，把经济总量看作衡量城市现代化的尺度。如广州市在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过程中，提出了到2010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争取达到10000美元，比2002年翻一番，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难道城市GDP达到10000美元之时

6、就是“率先”实现现代化之日？三是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外在形态的改变看作城市的现代化。这在南京、武汉等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应当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外在形象的改变，是城市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但城市现代化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硬件”上，更要体现在城市“软件”上。上海最近已清楚地意识到在“软件”建设、在城市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和信息化方面与世界现代化大城市的差距。四是政府在城市现代化推进中的“越位”与“缺位”。如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代化一样，中国政府在城市现代化启动之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

7、济的深入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主要的头头都聚精会神地抓“项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并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推进城市现代化绩效的基本标准。结果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导致了政府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角色“越位”。相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社会心理的振荡，不为政府重视；对城市现代化推进中科技体制的创新、教育经费的增长、社会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以及城市的危机管理等，则严重“缺位”；不少通常由政府承担的那些职能和责任，在很

8、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次“非典”事件给政府的最大警示就是：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不能“缺位”，政府必须进入社会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强化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角色与地位。当然，这并不否认政府在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完善法规、制度、政策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揭示中国大城市在追求“率先”实现现代化方面的“误区”，并不断然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