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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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汉翻译教程》主编李玉英、李发根副主编邱世春邹笃双编委（按姓名笔划排序）：付瑛瑛刘少仙杜国娟陈燕茹吴国初邱晴张蕾胡勇钟彩顺彭志洪彭朝忠喻锋平一、基础理论篇第一章翻译的定义、性质与标准（吴国初√）第二章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简介（喻锋平）第三章中国翻译理论简介（吴国初）第四章中国翻译史简述（杜国娟√）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永葆青春，靠的正是翻译。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中华文化之河从未枯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次大注入，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都是依靠翻译。有学者（谢思田，2011）考证，我国没有

2、文字记载的译史发端可最大限度推至170万年前，即元谋人诞生之时起，符际翻译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中国翻译史悠悠千古，可与中国文明史一样古老，一样源远流长。我国具有确切文字记载的译史发端于西周，据《尚书大传》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此译事发生于公元前1037年左右，是古代中越两国的第一次邦交，也是严格意义上的语际翻译活动。随着翻译实践的日益频繁深入，翻译思想也应运而生。漫长的中国翻译历史长河孕育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思想，据

3、此可以大致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六个历史时期：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达意”、“会通”思想；清末民初“信达雅”之说；民国时期的“信顺”之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的“神似化境论”；改革开放至今关于中国翻译学建设的探讨。327（一）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西汉末期佛教从印度引入中国，至此开启了声势浩大、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如安世高、支谶、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彦琮、真谛、玄奘等，产生了大量的佛经汉译作品和珍贵的翻译思想

4、，掀起了中国译史上著名的“文质”之争。成书于距今1700多年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第一篇涉足翻译理论的文献，是我国翻译思想的开山之作。在这篇序言中，支谦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著称，属于“文”派。支谦（3世纪人）一共翻译佛经36部48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慧印三昧经》、《大阿弥陀经》和《本业经》等。在支谦之前的佛经译者大多属于“质”派，最著名的当属安世高和支谶，世称“译界开创二杰”。安世高是中国译史上首位有生平可考，又有颇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佛经译者。其一生译经3

5、5部41卷，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和《道地经》等。安世高通晓华文，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故而有“世高出经，贵本不饰”的美誉。而后，另一位来自西域的高僧是支谶，即支谦的师傅。据道安经录，支谶来华传译梵文，有年代可考的有3部14卷，即《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经》。其译经思想也是推崇“贵上实中，不存文饰”，即弃文存质，不重文词，但存经文本意。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翻译大都凭借外僧口授，再笔录成汉文。由于口授者汉语水平较差，唯恐违背经旨，

6、所以译本虽大至忠实于原文，却过于质直，晦涩难懂。自东晋开始到隋末为止，乃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扶持，佛教得以盛行，佛经翻译打破了之前外国僧人主译的局面，出现了中外僧人共译的现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高僧是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真谛和彦琮。释道安（314—385）乃东晋、前秦高僧，毕生致力于宣法传教，发展信徒，创立本无宗（般若六家七宗之一），在长安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讲经颂法，并组织佛经翻译活动。道安在长安主持译经10部，共计180卷，他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327的翻译思想对佛经翻译乃至现代翻译理论都起到了重要作

7、用。鸠摩罗什（350-409）是释道安在晚年向苻坚推举来到长安译经的的西域高僧，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罗什一生主持翻译的的佛经多达74部，384卷，如《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金刚》、《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和《提婆菩萨传》等。鸠摩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赞宁称其所译《法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罗什的著名论断“嚼饭与人”之说强调通过意译保留原文文体风格，称梵文也重视文采，若译梵为汉，虽然保存了大意，却辞体尽失，好似把饭嚼烂了再给别人吃，非但无味，而且令人恶心呕

8、吐。故而罗什的译本简约流畅，采用近似白话的文体，是文派译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慧远（334—416）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道安慧眼识珠，对慧远委以重任，称“使道流中国，其在远乎！”他在庐山组织译场重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如《阿毗昙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