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文化与人口政策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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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生育文化与人口政策之演变一、解放前我国生育文化与人口政策之演变所谓“生育节制”是“依据本人遗传的品质、经济能力和知识的程度二个标准，用自然或人工的方法来限制生育的数量”。1近代生育节制”思潮萌芽于晚清，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发展成熟，40年代归于沉寂，是第一次、大规模、有意识地对现代生育观的追求，不仅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生育观念，对于近代科学生育观的形成和妇女解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晚清人口形势：清代以后人口增长速度是空前的。1650年，大约仅有0.9亿，1753年(乾隆十八年)上升至1.8亿。1794年达到3.1亿，1834年(道光十四

2、年)则突破了4亿。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已达4.1亿，1851年(咸丰六年)达到清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为4.3亿。人口压力很大。观点：1.著名汉学家洪亮吉早在乾隆年间就认为人口增长太快。十多户，人口会增加一二十倍，指出在高祖、曾祖时的一户到曾孙、玄孙时就会变成。这就导致“常处其有余”。而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攘夺之患”。——“中国的马尔萨斯”。（水旱疾疫，天地调剂之法、君相调剂之法）洪亮吉的《意言》，特别是《治平篇》（1793年）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还早5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2.马克思在

3、1850年的《国际述评(一)》中说，“在这个国家(中国)，缓慢的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中华民国时期①1918年出版的陈长衡的《中国人口论》是论述近代人口问题的第一部著作。②1920年潘公展编译Maurice.A.Bigelow著《SexEduction》，在《教育杂志》分三期连载，这是我国最早成册编译的性教育著作，虽末直接论及节育，但性教育展开，无疑有利于推动舆论的高涨。③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此时则初步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1920年3月，陈独秀在《新

4、青年》上发表《马尔萨斯与中国人口问题》，李大钊也发表了《战争与人口问题》、《新世纪》等文章。开启者：玛格丽特·山格MargaretSanger（1879-1966）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世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山格夫人曾于1922年和1936年两次来中国传播节制生育。她的理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并引发了节制生育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使节制生育作为一种新的生育观念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山格夫人倡导的节制生育思想，范围较广，她将人口问题、家庭与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儿童教育成长等问题与生育问题联系在一起，强调节

5、育的必要性，并提出节制生育的科学方法。重要性与必要性：①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生育节制是强种保国的迫切需要。李景汉根据其亲身调查和体验，认为“农村今日愚贫弱私的现象，有的实在是人口过庶的产物，有的为人口过庶所促成，有的至少受人口过庶的影响。”马寅初指出，中国农民的家庭观念太厚，“喜欢生儿子，子女愈多，人口愈加，农村经济必愈破产”。瑟庐认为“种族的强盛,也不在乎数量的多寡,而在乎质地的优良。”11（许仕廉、陈达、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李景汉、马寅初、董时进、陈天表、乔启明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

6、节育法,“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实现“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②从解放妇女的角度来看,生育节制是解放妇女的必经阶段。“女子仿佛是一架机器⋯⋯他能制造货品———儿女”（陈望道）实现“母性自由”或“母性自决“康健和生命因妊娠过密蒙受着可惊的损害。”（三周、金仲华、陈东原、雷洁琼、刘王立明等）③推进新性道德和性教育。周建人、陈德征、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公开谈论性和生育问题，1925年，周建人和刘以祥之间围绕“生育节制和性道德”问题的论战，引发了人们性观念的变化:生儿育女绝不是性交的唯一目的。在旧性道德观念上，性和生育一直没有分

7、开，性的最终目的是生育优良的子女以传宗接代，逐渐形成“婚姻不等于生育、性爱不等于生育”的新观念。④“优生节育”、“优生救国”从1924年11月至1925年4月，潘光旦和周建人两人在《东方杂志》展开“中国之优生问题”的争论；从1924年6月至1925年10月，陈兼善和章锡深以《民铎杂志》如《妇女杂志》阵地发生的“优生学和生育限制”的论争；1936年3月至同年6月，章柏庵和徐日洪在《人言周刊》展开“优生和节育”。解决措施：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解放前共产党的生育政策1942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陕甘宁边区护士学会、《解放日报》卫生编委会在延安中央

8、大礼堂召开千人大会,邀请中央医院妇产科专家金茂岳医师作《节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