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是长还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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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分钟是长还是短？8月15日早上正忙着，接到几十年未见的小学同学孙宏心电话，虽然匆匆只说了一分钟，但心里非常高兴，马上让学生准备给他寄书。我去哈尔滨时，给他打电话是空号，遗憾而归。小学一年级时，我俩最好。我家住七政街十八天大楼5栋，他家住11栋，两楼相邻成丁字形，我去西大桥总要经过11栋。他家面积跟我家差不多，都是最小的户型，但比我家干净。我们常在一起看书写作业、下棋打扑克、聊天讲故事、弹球拍烟盒。有一次我拿着歌谱，教他唱老歌《真是乐死人》，还没教完，他就乐得瘫倒在地上。孙宏心是个小帅哥，长得眉清目秀，是学校文艺演

2、出的主力，但跟我一样，不擅长打架，而喜欢“兵法”。我们经常玩“打仗”的游戏，扮演战争影片中的人物进行自由发挥。孙宏心的学习也很好，从来没抄过我的作业，经常是跟我一起写完，俩人“对”作业，偶尔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各自重算。他的写字和美术都比我强，作文也很棒，能够别出心裁。记得有篇课文叫《淡菜礁上的战斗》（也有同名连环画，蔡小容妹子一定知道），内容是东海红小兵抓特务，老师让写读后感。一般同学写的都是“今天读了啥啥啥，心中涌起呀呀呀。坚决学习某某某，革命路上杀杀杀。”而孙宏心开头写道：“早晨，大雾弥漫，十米之外看不见人。”

3、这在那个时代的小学生里，就等于是韩寒郭敬明的水平了，遂被老师举为范文。当然我那篇也是范文，开头写的是：“淡菜礁，不平淡，淡菜礁上有激战。”今天看来，还是宏心写得好，平实而有味道，我写得有点哗众取宠了。一晃“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昨天同席喝酒的人，可能今天就忘了，而30年前的无数细节，却历历在目。时光固然不能倒流，我只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拥有那样无忧无虑昂扬明媚的少年。8月17日至19日，被关在一处“死屋”，为祖国的语文大业操劳了几天。晚上牺牲了放风时间，读了一遍带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人民文

4、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曾宪溥王健夫译的。我是2000年6月25日在北大学一食堂门口用2元钱买的。扉页上盖着北京化轮公司轮胎站图书室1983年的章。今后工人阶级再也没有这样的图书室了，即使有好心的老板给工人买点书看，肯定买的也是企业管理、法制文学、色情画报以及赵忠祥大叔的回忆录。这部小说我大学时就读过，当时读得挺压抑。我最佩服的两个外国小说家都是俄国的，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开始管他们叫老托和老陀，后来觉得容易混淆，就改叫胖头陀和瘦头陀。胖头陀的小说雄壮大气，给我一种曹操加金庸的感觉。而瘦

5、头陀的小说沉郁顿挫，给我一种杜甫加鲁迅的感觉。重读这本《死屋手记》，细细体会犯人的痛苦和犯人之所以犯罪的心理根源，心底重新涌起对作者的敬佩。伟大的作家从来不把犯罪就当做简单的犯罪，从来不说什么“加强法制建设”的混账话，他们把所有的犯人都看成“不幸的人”和“可怜的人”。犯人之所以成为犯人，一是社会公正的欠缺，使一部分人遭受伤害后永远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补偿；二是个人心理机制的异常，他们因为成长过程中的某种挫折而一直渴望得到某种补偿。于是当这种越轨的补偿被实施，就成为了法律学意义上的“犯罪”。而犯人如果只是得到了“惩罚

6、”而没有得到曲折的抚慰和补偿，那么这种惩罚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成为引发更大的越轨行动的种子。瘦头陀深刻而生动地描绘出犯人群体的可恨又可怜的生存状态，越是惩罚，他们就越自以为是英雄。他们心底永远不会承认自己不对，永远觉得自己是追求公正的先驱。作家仿佛凝视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凝视着那个不幸的群体。过去我们批评胖头陀和瘦头陀宣扬“超阶级的爱”，其实他们并没有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如果我们先爱无产阶级，然后再扩大这个关爱的范围，尽量也爱其他阶级的人，包括精神病人、犯人和所谓坏人，我看这也没什么不对，这跟儒家所主张的“有

7、差别的泛爱”基本是一致的。鲁迅和金庸，就都是用一双兄弟般的眼睛，去观察他们笔下的“坏人”的。康大叔、杨二嫂和假洋鬼子，段延庆、梅超风和李莫愁，都不是简单的坏人恶人，他们都是“不幸的人”，是某个程序编码一变，就能成为圣贤英雄的我们的兄弟姐妹。认识不到这一点，一味加强野蛮的“法制建设”，结果只能是将整个地球都变成“死屋”，我们都成为彼此戒备、彼此告发、彼此撕咬、彼此吞噬的永恒的“罪犯”。让我们为身陷囹圄的那些不幸的同胞祈祷吧，这样才没有辜负我们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产生过胖头陀瘦头陀那样的人道主义大师也。8月20日，去北

8、京社科院参加王度庐百年诞辰研讨会。张泉、张菊玲、关纪新、李玲等几位学者的发言都很发人深思。王度庐女儿王芹女士特别讲述了王度庐解放后生活很幸福，工资100多元，清闲无事，用不着卖文谋生，所以他没有继续搞文学创作是很正常的，并非学术界一厢情愿的所谓对政府心存怨怼。但是她尊重所有的对王度庐的学术研究，愿意提供她所掌握的关于王度庐的资料。这种胸怀和态度，颇为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