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乡村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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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初期乡村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1、相关定义1.1、概念界定与文章框架1.5.1概念界定人情单位:人情这一概念是国内学者利用自有的范畴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行为的分析框架,是乡村关系网内习俗认可的社会交往规则。费孝通认为,在遵循”差序格局”的传统中国,每个家庭都有特定的人情圈,人情往来遵循着特点的原则。同时,人情不只是一种社会交往的载体,还是村庄治理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熟人社会中,人情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非正式手段。而本文所讲的人情单位,是指村民通过人情往来而建构起紧密联系的生活共同体,在本文中特指20户规模的自然村在人情交往上的人情圈范围

2、。接点治理:接点的概念主要借用于徐勇所提出的”接点政治”,他所谓的接点指位于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的县政这一政治应力最为薄弱的地方(徐勇,2009)。而笔者所讲的接点指的是对接国家权力与农民之间关系的中介,接点治理主要是指一种治理方式,是国家权力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机构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模式以及接点的变化,本文中集体时期的接点是指19生产队,分田到户后的接点成为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组,而税改后的接点成为村民小组中有行势的人。接点治理主要经历了吸纳,模式、授权模式和结合模式三个阶段。在变迁过程中,国家

3、权力正是借用了接点的优势和功能实现了对村庄的有效治理。国家基础权力:迈克尔曼根据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的经验,将国家权力区分为:国家专断权力和国家基础权力。国家专断权力是指国家精英可以不经过与市民社会常规的、制度化的协商妥协而单独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权力,它是一种国家精英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权力。而国家基础权力则是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它是一种国家通过基础设施渗透和集中地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权力(迈克尔.曼,2007)。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主要是指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和职能部门的完善以及制

4、度化、科层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1.5.2表述框架本文主要分为七章,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本章为导论部分,主要提出文章的问题意识所在,并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框架,就是接点治理模式。最后对研究方法做了简短说明。第二章本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即对村落形态、村庄性质以及村庄权威结构进行分析,以为文章的展开提供社会基础,并从中凸显出村庄权威结构中的村组干部等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所构成的”接点”,进而为展现文章主体部分做结构上的铺垫。第三章主要讲述接点治理的型成与基础,即主要

5、通过对外来户和坐落户、有行势与村干部的人情进行分析,得出当地人情单位的基本特性:稳定性与强制性、灵活性与可选择性以及脆弱性和弱结构性,在这一基础上,当地村民形成了特有的人格结构和行为逻辑,从而影响到乡村治理逻辑的运作,并对村庄政治产生结构性的约束。第四章本章主要介绍接点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表达与实践,具体从当地乡村治理的几20个面向展开:土地调整、纠纷解决、钉子户治理以及公共品供给等,以展现接点治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接点治理的缺失导致了当前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第五章主要从历史的维度讲述接点治理的变迁与模式,分别为吸纳模式、授权模式

6、以及结合模式,而接点治理模式的演变也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变化,主要包括集体时期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后由生产队长演变来的村民小组长以及税费改革后村组中有行势的人;不同时期的接点分别在村庄治理中起到了不同作用,从这一变迁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得以出现的一些原因所在。第六章主要讲述因接点治理的式微以及所带来的困境,包括混混等灰色势力介入农村,以及乡村组织为谋取私利而与混混合谋导致了乡村社会集体资源和利益的流失,最终导致基层组织合法性的流失并陷入了内卷化过程中。并分析接点治理的变迁模式与治理困境之间的相关性。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部分,主

7、要的结论有:接点治理在化解当前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接点治理的寻找要在村庄内生的社会结构规范下进行,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基本人情单位;接点治理是对当前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的有效互补,单纯加强国家在乡村社会职能部门的”条状”权力,在中国这一血缘、地缘生活共同体中并不能化解乡村社会综合性、复杂化的矛盾,而接点治理因为具有认同感和合法性就可以实现有效治理;接点治理的存在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的进程。211.2、概念界定概念是研究和论证的基本单位,如何选择和建构相关的分析概念,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在整个国家与社会框架内,要分析的

8、不是国家与农民两个行动主体[66],而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农民五个行动主体,其中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的关系状况和行为方式,又是我们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关键,将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从笼统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