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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第6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6,2010总第96期JournalofBeifangEthnicUniversityGenNo96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谢海涛编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宁夏银川750021)摘要: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
2、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关键词:中华帝国晚期;科举制度;政治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文化再生产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10)06-0090-07一、序言大多数以往关于中华帝国科举的研究,强调在前现代社会中,这种考试所造成
3、社会流动的程度。同样的旨趣,历史学家用现代化观点评价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作用。他们因此轻易地揭露了儒家体系的失败没有推进专门化和科学训练(这些被认为是超越前现代制度和专制政治传统的途径),而这些被认为对民族国家至关重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告诫要警惕这种当代的、非历史性标准的看法。当依靠现代化叙述来研究时(仍然弥漫在明清历史研究中),这些先验的判断经常表现出目的论的特点。从1400年到1900年,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华帝国晚期变成了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科举在政府、社会和
4、文化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提供了儒家学说、文人声望、国家权力和文化习俗,在一定程度上,明清时代的科举对精英文化、政治和社会行使如同判优器一样的职责。适度拓宽选择官员社会基础的机制始于唐朝,在宋代科举变成了强大的教育陀螺仪,其剧烈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运动是维持士绅官员和贵族统治者与其社会适当平衡的必要条件。在当时,科举制度不是前现代的错误,也不是反现代的独块巨石。科举有效地建设了知识、社会和政治,它符合官僚帝国的需要,同时支撑了帝国晚期的阶级结构。正统新儒学的文化建设通过考生必需的经学学习,保证其在
5、知识分子生活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收稿日期:2010-09-1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科举制录取名额问题研究(7世纪~20世纪)(09XZS003);宁夏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清代咸同年间科举名额增加问题研究(1853~1874)(2008JY016)译者简介:谢海涛(1979-),男,宁夏银川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宁夏大学少数民族史博士点博士生,主要从事清代史和科举问题研究。原文Politica,lS
6、ocia,landCulturalReproductionviaCivilService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China发表于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0,No.1.(Feb.,1991),pp.7~28.作者艾尔曼(BenjaminA..El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学系教授。90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直到20世纪才倒下。科举在明清时代不能与教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形式相分离,这
7、是较恰当的评价。公元750年之前,唐代和现代之前的欧洲一样,都是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所控制。他们的家族在靠近政治权力中心的长安和洛阳。到1250年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以南方立基的帝国,国都建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这象征着日益增长的南方经济占统治地位,并且在这片土地上还出现了最优秀的士绅阶层。从750年到1250年,中国精英的构成以革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后,豪强士族开始衰落,与此相对的是,10世纪晚期,当北宋颁布了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文职改革(甚至世界历史中也少有),南方文人学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快上升。中
8、世纪中国大家族的连续性中断了,从西北幸存下来的少数贵族被迫适应新的、他们再也控制不了的社会环境。在北宋之前,精英主要通过官员的举荐或者亲属关系步入政坛和上流社会,这是一种主要方式和机制。虽然科举创立于隋朝,但直到武则天时代才发现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员有助于抵消贵族权力的影响力。但尽管如此,在唐代绝大多数重要的官员不是从科举制度中走出来的。此时的科举是一个简单的两级考试,并且参加考试者不是当地官府推荐的,就是国学的学生。宋代非同寻常的经济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