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巨碑刻立年代及被毁原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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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定巨碑刻立年代及被毁原因考证正定巨碑发现后，正定县文保所的文物专家曾给笔者打电话，希望参与巨碑的研究和考证工作。7月25日，笔者应邀参加了该县旅游规划专家研讨会，实地考察了巨碑发掘现场，8月2日，从正定文保所副所长刘友恒老师之处获得了已经抄录的巨碑残部的全部文字。现结合有关史料，试对巨碑主人的身份及其被毁原因作一考证，意在抛砖引玉，与考古文博界学者切磋。 　　一、巨碑主人身份的考证。 　　根据残碑上发现的帝王庙号、官职爵位、所记历史事件以及有关语言特点，结合史料分析，笔者认为，该碑可能是后晋时期在真定企图僭伪称帝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纪功碑”，后因谋

2、乱被诛，其碑可能被后任节度使杜重威砸毁。其证据如下： 　　1、巨碑刻立年代，应在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以后，而在北宋欧阳修庆历四年（1044年）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之前。 　　从碑首与碑座的造型分析，省市县文物考古专家一致认为是唐后期至五代的风格。而碑中文字有“明宗皇帝”称呼，还有“上在此北京日”字样。说明该碑必是后唐明宗以后所立。后唐立国初，曾经以镇州（今正定）为真定府，建为北京。因此，“明宗皇帝”与“在此北京日”，能够断定，此碑上限比在明宗以后。而北宋时期欧阳修出任河北西路都转运使期间，曾在真定府（今县政府大院）对面隋龙藏寺旧址（今发掘

3、巨碑地点的北侧）发现了《隋龙藏寺碑》，并在他的《集古录目》中有明确记载。《集古录》载：“龙藏寺碑的地址，距离目前发掘巨碑的地点仅50米左右距离。在学识渊博的金石学家欧阳修笔下，只字没提到这通举世罕见的巨碑。足以说明早在他到真定之前，此碑早已被毁并深埋地下，所以欧阳修不曾见过”。 　　2、该碑应是企图僭伪称帝的当地节度使为自己刻立的所谓“纪功碑”。 　　该碑的形制、体量都超过历代帝王将相的神道碑和纪功碑，显示了碑主人标新立异的用心。根据其出土的位置、碑刻规模、形制及碑文所记载的事件、碑文词语口吻推测，该碑与现存于正定的唐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纪功碑类似，应

4、是曾有僭伪之志的当地节度使所立，而不是达官显贵墓地的神道碑或寺庙修建碑记。因为在碑文中多数出现被砸毁的“节度使镇、深等州处置使”官衔。在五代时期曾有僭伪之志的成德军节度使（驻真定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藩镇头领）中，被封为赵王的王熔早在后唐明宗之前已被部将所杀。不可能成为这通巨碑的主人。而原为后唐王朝将帅后投降辽朝的真定人赵延寿，虽然也曾于947年以辽朝大丞相、南朝总管的重权，改真定为中京，欲谋在此称帝，但仅仅数日后，就被辽朝永康王擒获，所以也不可能在他家乡建造如此大的巨碑。而且，目前发现的巨碑碑文中的相关称谓没有契丹王朝的任何特点，所以可排除赵延寿刻立的可

5、能性。唯有后晋天福年间控制镇州（今正定）六年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不仅曾在真定欲谋自立为帝，而且其身份、经历符合巨碑的年代和相关特征。 　　3、“胜州刺史”的官职，为确定该碑与安重荣的关系提供重要线索 　　碑文中多次出现的“胜州”，作为地名，最初设立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治所榆林（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大业三年（607年）改为榆林郡，唐朝贞观四年（630年）恢复胜州，天宝元年（742年）再改榆林郡，乾元元年（758年）恢复胜州，唐朝灭亡后，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反复争夺的要地。契丹占领后，于神册元年（916年）废州。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由

6、中原王朝任命的胜州刺史，为数极少。而与这一官职有关的成德军节度使或真定的其他要员，唯有安重荣父子曾任过这一官职。《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记载：其父安全，后唐明宗时“胜州刺史、振武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振武军就驻在胜州，后改驻朔州（今山西朔县）《通鉴》记载：安重荣在投靠石敬瑭以后，于天福元年（936年）也曾经被委任为胜州刺史、北面招收指挥使。巨碑中有“胜州刺史、依前充西北面……”与史籍记载相近。  4、巨碑所记的人物事迹，与史籍记载的安重荣身世相符。 　　据新旧《五代史》本传记载：安重荣，朔州人（今山西朔县），小名铁胡，在后唐明宗时为振武巡边指挥使。后唐

7、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在契丹主耶律德光支持下，建立后晋，当上契丹的儿皇帝。安重荣率领巡边的千余骑前来投奔，在石敬瑭称帝的第二年——天福二年（937年）正月，被授成德军节度使，镇深诸州观察处置使。碑文中残留有“德军节度使、镇深等州观察处……”字样，与史书记载吻合。他控制镇州（今正定）六年，亲眼目睹后梁、后唐、后晋帝王都是由藩镇节度使起家，因此常说“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于是拥兵自重，早就心怀异志，企图自立为帝。 　　另外，安重荣控制真定后，对契丹王朝深恶痛绝，经常不遵后晋石敬瑭的旨意，大骂途经镇州的契丹使者。天福六年（941年），他把途经镇

8、州的契丹使臣拽刺擒作人质，率骑兵抢掠契丹控制的幽州南境，屯兵博野，反抗契丹。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