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校社会捐赠差异性分析及启示

《中美高校社会捐赠差异性分析及启示》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中美高校社会捐赠差异性分析及启示社会捐赠,指包括法人实体、自然人等自愿将其所拥有的财产无偿转让给受赠方处分或管理使用的行为。[1]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捐赠已成为个人、社会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面向大学的社会捐赠在整个社会捐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学谋求社会捐赠已成为大学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一、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性比较1.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共性中美高校社会捐赠事业历史悠久,随着高校筹措经费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中美高校的社会捐赠呈现出一些共同趋势。许多社会团体,如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个人都支持教育的发展,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

2、教育,尤其是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捐赠数目更大。社会捐赠范围很广,除国内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外,高校的捐赠已不再局限于本地区、本国范围。在中国,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建集美大学、厦门大学。邵逸夫在全国高校捐资建设图书馆,田家炳在师范大学建立田家炳书院并设立田家炳奖学金,霍英东出资设立“高等学校青年科学基金”,李嘉诚捐资启动“长江学者计划”等。美国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的经费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个人和基金会的捐赠。如耶鲁学院是为感谢英国商人伊莱修9・耶鲁对学校的慷慨捐赠而命名。著名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则是19世纪80年代参议员李兰德・斯坦福为纪念早逝的儿子而捐资兴建

3、。康奈尔大学的成立则是由企业家埃兹拉・康乃尔捐献50万美元和校园用地。[2]除这些私人捐赠外,还有富翁所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如卡耐基基金会,赞助高等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向芝加哥大学捐赠60万美元,史洛恩基金会也曾向麻省理工学院捐出64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大学争取社会捐赠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报告,大学界一年约有24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相当于1/10的高等教育经费来自慈善捐赠。[3]2.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第一,捐赠形式:多样化――单一性。美国高校捐赠形式多样,可以是现金、证券、不动产或其他有形

4、资产等。如有形资产捐赠,即图书或其他有价值的资料;现金捐赠即以现金形式捐出所承诺的捐赠金额;不动产所有权捐赠,即捐赠人将个人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捐赠给大学,但保留终生使用权。在捐赠者去世后,高校可以将房屋出售;信托捐赠,即捐赠人将财产或资金交由高校代为投资管理,并将获利或托管基金捐给学校的捐赠方式;延展捐赠是捐赠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分散捐款。[4]此外,还有寿险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企业对等捐赠等。9目前我国高校捐赠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现金和有形资产捐赠。捐赠形式的单一化,使得有心为高校捐赠的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致使捐赠渠道不畅,缺乏对民众捐资助学的吸引力。

5、第二,捐赠管理:专业化――个别化。美国高校大都将捐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立相应的筹款机构。筹集办学资金已成为一项专业活动,甚至成为一门科学。捐赠管理由具有公共关系学、营销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专业复合型人才来负责,使学校的募捐活动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另外,许多大学都建立了筹集资金的专门领导机构――学校发展部。他们积极地从事对外宣传和劝募活动,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并通过校友会、网络等多种途径扩大资金来源渠道。社会捐赠在我国高校中尚属于个别现象,筹措工作往往是校长一级核心领导的工作。除了极少数重点大学设有类似的筹款机构外,绝大部分高校根本没有

6、吸引社会捐赠的计划,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机构、配置专职的社会捐赠负责人员了。9第三,捐赠支持:大众观念――个人行为。在美国,无论政府还是社会民众对高校捐赠都给以有力的支持,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多高校捐赠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社会民众支持教育发展的意识,普遍形成了捐赠高校的观念,并把它作为个人理财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对高校的捐赠尚属于个别人的善行义举、德行所致。另外,政府对民众捐赠高校的鼓励措施不够,也难以吸引更多的人捐赠高等教育。二、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分析1.社会捐赠的文化环境差异:内生自觉――外部依赖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高校社会捐赠在

7、中美两国有着理念上的差异,并影响到捐赠行为。美国有着民主的传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即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以市民自主、自治为原则,以社会契约为控制机制的社会形态。[5]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权力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进行监督,有义务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并且把行使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无需外力驱动的内在自觉。因此,个人自觉参与高等教育捐赠就成为当然之举。另外,他们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监督、评价的国际组织和制度。企业也把社会捐赠看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9与美国这种公民社会理念相比,我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8、转型阶段。社会公众作为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远远超过自己应行使的公民权力的自觉。人们习惯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