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主义之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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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的“主义之争”2012年09月24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陈季冰这次由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群众性反日运动，再次让我们对中国社会中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各种相对对立的思维方式一览无余。事实上，正如我们连日来所看到的，“保钓爱国运动”的中心看点不是其主张的落实与否本身，而是不同观点的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截然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之间的尖锐分歧。我曾在自己微博上评论说，这折射出过去的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一笔最坏的思想遗产，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斗争哲学”。这一点，左派或右派皆然，我们不知怎么突然就变

2、得不会像祖先那样遇到分歧协商博弈解决了。而“斗争哲学”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它首先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些团体，满足了头脑简单的人的智力需要；同时又为暴力破坏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满足了另一些人心中潜藏的邪恶人性的宣泄。事实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东西为什么总是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决不是一些左派的一些愤青一口咬定的那样：这些“公知”和“精英”全都爱美国超过爱中国。热爱手足同胞、美丽河山和传统文化，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然而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民族主义通常不是通过对同

3、类的爱、而是通过对他人的仇恨和排斥来自我实现的。而一旦这种仇恨与排斥被煽动起来，失去控制，则必然演变为一场“反人类”的非理性暴行，我们从近日一些已经见诸报端的打砸抢烧行径中已经看到端倪。这是因为，“他者”总是可以无限划定的。虽然另外一些自觉不怎么对劲的人也想要觉悟，但他们一知半解地读了几篇小道消息和通俗历史文章后，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弯，将彻底“斗争”的对象变成了过去山呼“万岁”的对象。他们以为这样自己就脱胎换骨了，但细究下来，除了对象改变了以外，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与过去却没有不同。这笔思想遗产的源头，大

4、概要到将近120年前的第一次中日争端——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直接由此引发的戊戌变法中去寻找。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一波紧接一波的国内革命与对外战争，它的形态和程度不断演化发酵，到“文革”时达到顶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维模式随着社会的迅速商业化和全球化而逐渐变异，日益以一种模糊扭曲的面目呈现出来。作为继“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短暂的80年代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折向了一条令启蒙知识分子措手不及的轨道：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在“南巡”之后义无反顾地加速前行，许多8

5、0年代不敢试、不敢闯的禁地到90年代以后变成了“创新者”的乐园。在以后的1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改革开放以后最快速的增长。当21世纪的曙光乍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诸如文化、社会、行政管理等各领域内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大量社会矛盾沉淀积累并日趋尖锐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猖獗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很大程度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乎整体性的思想道德滑坡。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存

6、在着明确的精神“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会思潮，并对当今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我非思想史专家，本文的篇幅也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检视100多年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但我想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目睹和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思想论战来揭示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民意的分野。在我看来，它沿着三条主线展开，分别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诸如正在上演的“保钓”等大多数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窥见这几条思想线索。“激进主义”V

7、S“保守主义”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滥觞。“保守”与“激进”之争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一直是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中心话题之一。有关“保守”与“激进”的这场论战，源自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整个争论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究竟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其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1988年9月，历史学家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

8、题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的主旨是：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现代思想就走上了一条持续激进化的道路，到60年代大陆的“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这一“激进化”思想主流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非但没有为中国带来其最初慷慨允诺的“自由”、“民主”，反而大大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可以说，社会主导思想的激进化是中国至今都不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罪魁祸首。演讲稿出版后于90年代初传到大陆，立刻引起了思想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