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汪曾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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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沈从文、汪曾祺对抒情体小说的继承与发展沈从文和汪曾祺为了达到他们心中的世界,为了更好地描摹湘西、高邮的人性美,人情美,抒情体小说是再好不过的文体选择了。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沈从文的大多数以故乡湘西为背景的小说给人以清新、静谧、田园的浓郁情调,如《边城》、《长河》、《萧萧》等,这源于他对人性美、人情美的描摹与刻画,这种人性不

2、仅是健康的人性,而且是自然的人性,不曾受到世俗污染的天然形式,应该说这是一种与城市文明相对照而存在的人性。“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边城》)”读后,我们所得的远比字面、画面多得多的东西。沈从文在将这种人性美抒写到作品中去的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了抒情体小说。汪曾祺在1980年的小说创作中透露出的近似于一种淡泊、静谧、隽永的情调,这又和他老师沈从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3、他的《受戒》、《大淖纪事》、《职业》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作品中寄托着他对那种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歌颂。汪曾祺作品中对人性美的描摹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抒情体式。这种人性的同情与温暖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心目中同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对下层人民“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由于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2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分析2.1　结　构抒情体小说

4、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结构松散,这是和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完全不同的,汪曾祺曾总结道:“打破定势,是这类小说结构的特点”[1]78-79。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导致叙事视角不突出;“神不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贯穿始终的是作者的主观情绪流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乎每篇小说都很用心地去描摹风土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如《边城》前对茶峒景色和大量风俗的刻画。读过《边城》,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不仅仅是少女翠翠的爱情,更多的是对那样一个充满浓郁风情的小镇———茶峒的联想,对那里淳朴苗民生活的憧憬。《受戒》中对风俗的刻画也多于对情节的抒写。好像明海和小英子

5、只是嵌在画中的点缀而已,人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纯然的自然之爱和水乡情趣盎然的景色。2.2　语　言抒情体小说的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诗化特点,优美、清新、含蓄、精炼。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善于用词,刻意雕琢使得文本语言具有诗的内涵,给人以审美感受。沈从文在给萧乾的信中把文字比作画画的颜料,“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2]。另外他的古典文学涵养也使小说古诗韵味十足,“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3]。“沈从文体”的诀窍之一是“文句中尽量少用‘的’字,从而文笔朴质简练

6、”[4]。汪曾祺小说语言也具有如上特征,这也许和他师从沈从文有很大关系。他概括自己的气质为“一个通俗抒情诗人”,诗人的界定必然用诗意的语言结构全篇,简洁明快,迂徐平淡。苏北在写汪曾祺的《灵弧》系列中说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文极美,善于用词”。要说沈从文和汪曾祺两人语言运用的细微差异,那应该是汪曾祺比沈从文多了一份明快生动,少了一份悲愁淡淡。这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多是水上人的言语,这源于他湘西水上语言的积累;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多是行话,描写各行当的语言细致,这与他的生活环境相关。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多用口语,用短句与沈从文很

7、相似,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人物对话也往往采用短句,诗意盎然。如《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悄悄话。看似简单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使读者读出叙述中的诗意美来。汪曾祺在语言运用上还常用难字、拗句,给人奇崛之感,有中唐韩孟诗派的遗风。2.3　叙述方式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恬淡,静谧。这与他们两人的写作技巧、叙述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授课“各体文写作”,汪曾祺的很多作业都是经过老师沈从文的指导才得以发表的。所以师承的特殊关系使得两人的写作上有技巧

8、可寻,如对景物、环境、人物的描摹。他们两人对于故事的叙述是娓娓道来式的,像一绢细流。“如果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则像水”[5]311。最典型的如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