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文化自觉 防止过度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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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文化自觉防止过度娱乐化《光明日报》（2011年10月24日14版）“卫视节目的文化功能——黄金时段电视节目如何避免过度娱乐化专家研讨会”。车东轮摄CFP编者按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和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多层次，既为电视节目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同时也对电视传播，尤其是卫视黄金时段节目的文化功能提出了诸多挑战。近一时期以来，部分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出现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反响，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有鉴于此，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电视》杂志、《光明日报》文艺部、中国公益传媒基金日前联合举办“卫视节目的文化功能—

2、—黄金时段电视节目如何避免过度娱乐化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上星综合频道的定位和宗旨、如何建立科学全面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和综合频道节目播出调控制度，以及如何加强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将发言摘登如下——从哲学思维根除“过度娱乐化”仲呈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荧屏滋生的“过度娱乐化”现象，固然缘由复杂，但从创作思维层面深究，根子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因此，从哲学思维上根除“过度娱乐化”，乃为治本。一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曾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

3、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便坠入过度娱乐化。反映在创作上，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快感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

4、唯美主义的极端……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二是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辩证法和范畴学认为：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

5、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二是着力提高观赏的鉴赏修养。三是混淆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的界限。收视率当然必须关注，但首先要科学统计收视率。时下这种抽样法，尚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追求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的统一，但收视率高收视质量不高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某台一电视选秀栏目，收视率虽高，但令青少年观众仅获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却并未真正得到思维启迪和艺术美感，倒是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美梦，其收视质量并不好。快感往往直接影响收视率，但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荧屏上

6、的“过度娱乐化”现象，应当休矣！提升卫视节目的文化功能范咏戈（《文艺报》原总编辑）解决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问题需要加强监管，建立合理的、科学的评价体系。电视艺委会主编的《2010年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提出了对国内电视文化栏目从4项欣赏指数去考量这样一种新的标准，也就是健康程度、启迪程度、口味程度和娱悦程度。按着这样的欣赏指数，得分最高的是央视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4项欣赏指标强调了文化价值、文化品质，是将电视节目纳入文化价值标准评判的一次成功尝试。它突破了一般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既是对当下单一收视率评价体系的平衡，也是一种矫正。一些过度娱乐化的、品位不高的电视节目虽

7、然有一定的收视率，但在这次的欣赏指数调查中却榜上无名。在调查中名列前茅的节目正是主流文化人群所认同的、赞赏的、欢迎的节目。这样的标准应该成为国家标准。我国要从电视文化节目生产播出大国变成电视文艺强国，就必须全面提升电视文艺节目的文化品质；而提升文化品质，必须破除由收视率左右产业链的局面。通过科学规范、操作性强、能够凸现文化价值的评估体制的建立，来改变当前唯收视率的不良状况。提高卫视节目的文化功能，关键还在于电视人的文化自觉。我认为要提高三种文化自觉：一是要有探索和发现新的文化形态的自觉；二是要有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自觉；三是要有寻找多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