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苏振华临危受命接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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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6年苏振华临危受命接管上海“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于是，清除“四人帮”余党，解除上海“第二武装”，并进而稳定全国，成为中共中央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海军上将苏振华临危受命，带领一班人去了上海。临危受命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三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上海市参加的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和市委书记、上海警

2、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等。除马天水外，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人帮”的果断措施表示完全拥护。马天水竟提出：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们……马天水回到住地后，还愤愤不平地上书中央，表达对解决“四人帮”的不满。6为了进一步摸清上海的反应，10月8日，中央指派苏振华、倪志福约见周纯麟。周的表态很明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反映了马天水参加“打招呼”会议后的抵制态度和反常行为。随后

3、，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找马天水谈话，对他的抵制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警告。苏振华接受周纯麟的建议，提请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把“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上海“四人帮”余党的阵脚，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1975年8月，王洪文就曾在上海多次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開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使民兵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

4、二武装”。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毛泽东病危通知发出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泽东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示他们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叛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610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住处

5、召開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秘密进沪10月19日，在玉泉山4号楼苏振华的住处，根据中央的部署，苏振华会同倪志福、彭冲一起研究从国家机关部委、北京市委、海军机关挑选工作组主要成员，确定进驻上海的时机和方式，研究接管上海后三人的工作分工以及需要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10月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苏振华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苏振华指出：“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余党手中，他们还在活动，出了大事

6、就会影响全国。中央决定立即派遣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收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苏振华特别强调，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执行特殊任务，必须做好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他还说，我们去上海的方式、时间都是绝对保密的。中央指示，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狗急跳墙，必须严防不测。我们入沪前不通知上海市委，中央派专机护送，由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负责接待。会后请大家稍做准备，下午1点去南苑机场待命。610月20日16时46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专机飞往上海。苍茫暮色中，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

7、机坪。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听到风声的上海市警备处(上海市政府的原保卫部门)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飞机进行武装监视。苏振华不动声色，率领工作组成员静等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的到来。杜彪、康庄赶到后，苏振华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中央工作组一到上海，连夜開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以考察工作为名了解和掌握上海“四人帮”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返回上海后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同时深入到市属单位

8、和主要基层单位了解和掌握动向，并电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于次日赶赴上海商谈稳定局势的军事部署。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长期受“四人帮”及其余党压制的群众从10月14日上午起，把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10月15日開始，群众连日自发走上街头，高举红旗和标语游行，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