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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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山雨欲来谁主沉浮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光怪陆离。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兵舰。码头上客旅川流，熙来攘往，货物上下，纷纭沓至。码头周围，烟馆、赌台、妓院林立。浓妆艳抹、妖冶轻浮的女人与面色饥黄、破衣褴衫的儿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花园洋房与低矮拥挤的破烂棚户，形成了一个难以言状的上海滩。作为中国沿海十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上海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人称“十里洋场”。在上海，有一片很特殊的地界，这就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义列强强行开辟的“租界”，它是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管辖之外的特别地域，被称作“国中之国”。在“租界”内

2、，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可以建造礼拜堂、医院、坟地等，“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是西方殖民者的“臣民”，他们不仅要向殖民当局纳税，而且一旦触犯了殖民者的利益，均要受到严厉惩罚。更有基者，就连中国人民的诉讼案件，都要由外国人设在“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进行审理、判决。上海滩上，高鼻碧眼的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黄浦公园的门口竟然醒目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对上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致，许多轮船公司在此设有码头。上海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在这里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特别是

3、将鸦片烟进口的大本营从广州转至上海之后，帝国主义者在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残中国人民身心的同时，将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上海，还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的必争之地。当时统治中国的军阀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以东北为大本营的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包括张宗昌的奉鲁军；一股是盘踞中原的吴佩孚的直系军阀；还有一股军阀是从吴佩孚那里分化出来的孙传芳。这些军阀，各有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相互之间，明争暗斗，内战不息，致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孙传芳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占据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的富饶地区。他依仗英

4、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拥有以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对上海的广大人民实行黑暗而残酷的统治。为了保证巨大的军费开支，他拚命地搜刮民脂民膏，攫取财富，将战争的代价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上海，资本输出是列强掠夺财富的重要形式。为此，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在上海开办了各种工厂，直接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到1925年，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设的纱厂就有32家之多。同时，一些民族资本家也相继来到上海开办工厂。上海既有逐步开始发展的民族工业，也有已具雏形的金融基础，还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系统。这样，在上海就形成了一支力

5、量可观的工人阶级队伍。为了谋求生路，大批破产农民也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到上海，进入工厂做工。上海成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20年代，上海有产业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双重压榨、剥削下的上海工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每天超负荷地工作，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却只能领取最低的工资；他们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还经常被资本家任意克扣工资、滥施体罚，遭受百般虐待和侮辱。上海的工人，以纺纱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状况，最足以代表一般的劳动阶级。据当时的报纸披露，由于物价飞涨，收入微薄，上海的许多纱厂工人

6、维持生计已是难题。他们衣不蔽体，更无房屋可住，只好搭竹棚，或架草屋，有的干脆就寄住在船上。每当夏季来临，由于空气不通，蚊蝇臭虫繁生，工人死于传染病的比例很高。至于防火条件，更无从谈起，如遇火灾，工人只有束手待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抗与斗争。1925年，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势不可挡，很快席卷全国，成为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1926

7、年5月，在五卅运动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又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之后，纪念活动转化为罢工斗争，并且由单独工厂罢工发展到同盟罢工，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形成了罢工高潮。仅1926年6月至8月间，就发生罢工120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万之众。此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促进下，全国形成了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力促与帮助下，加上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开始了以“打倒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北伐战争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此起彼伏的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

8、正酝酿着一场更深刻、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风暴。由于张、吴、孙等大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各怀阴谋，无法统一行动，因此北伐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推进。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其中，最积极的人士当属虞洽卿。虞洽卿是上海总商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