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民族国家-宪政体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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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信仰?民族国家?宪政体制论文.freelmaturity）”，由此，落后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韦伯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强盛甚至给人以“外在强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anationentirelylackinginanykindofpoliticaleducation

2、）”。而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short－sightedla）”，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而韦伯所给出的解决之途是有二：其一是“大众民主（mass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够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中；其二是大众政党（massparty），大众政党的特点在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

3、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contingentconsensus）”。通过这两样机制，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这样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而韦伯德这一担忧恰恰被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从“魏玛共和”到希特勒上台以至战败后两德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与当年德国面临相类似的棘手问题。正如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实际上，在今天的

4、中国，两股力量已开始赛跑，一股是历史屈辱感和现实自豪感交织发酵形成的民粹意识，另一股在呼唤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思想的培育，民族主义的幽灵恐怕就要站在前头了。”而在国际形势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带来地域政治意义上的扩张，以致动摇和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些现存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戒心重重，更不用说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了。他们可是“前事不忘”，“未雨绸缪”，不但重温未能处理好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惨重教训，更不时提醒自己在近代史上曾使中国经历了何等挫折和屈辱。这样，中国

5、内部的“民族主义”或“国民意识”自然成为强国纵横家们跟踪取样的重要情报参数之一。的确，就本体意义而言，现代形态的国家或者民族，首先是一种源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认同而来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同时它是一个经由法律而编织起来的“投票单位”，一种法律共同体：作为一种人间秩序，它与既往一切人世生活的最大不同，乃是全体居民不知不觉间不得不“通过法律而生活”。因此，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所意识到的民族意识，所张扬的民族精神等等，构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基础，一种最为深沉而感动心灵的初始集体认同形式，国家和民族由此而为一种历史命运共同体，而以公民参与等等表达出来的民主与法治，现代宪政文化精神，则

6、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成熟的民族主义必然要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实现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的整合，这就使得现代国家和民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法律存在，决定了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的不可解析性。这一切赋予了民族国家一种颠扑不破的地位，即民族国家成为公民政治忠诚与文化归依的核心和顶点。也正源于这一切，法律信仰最终实际上关涉到对于民族国家及其文明的忠诚和归依。从而，民族国家成为惟一现实可行的人间秩序模式，承载着包括法律信仰在内的基本公民理想与公民忠诚。这就要有一种宪政民主制度把每个人都纳入到这个政治体系中来，成为现代意义上公民，形成强大的政治认同，形成代表民族国家

7、的整体意志（法律共同体）。三、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走向“政治民族”的路径选择中国在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分殊性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同一地区之间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与冲突。社会的制度和结构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这样便凸现这样一个主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之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如何在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法律信仰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