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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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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对刑法犯罪理论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之二)论文【关键字】政治/犯罪理论体系/影响和制约以上是纳粹政权的刑法体系和犯罪理论体系。它说明整个刑法理论界都已成为它豢养的忠诚奴仆。“可怕的法律人”与“海德格尔现象”1995年10月,一名署名为alexandra的学生在慕尼黑大学法律学会发行的刊物“Satirius”第21号上,发表一篇题为“可怕的法律人”的文章。作者说:在偶然机会得知,许多在联邦德国享有崇高地位的法学者,竟是为第三帝国(DasDritteReich)效命的“可怕的法律人”。“后来,当慕尼黑大学的教授们在课堂上推荐文献时
2、,我又接触到这些名字。我感到惊讶:今天,为什么要推荐这些人的著作作为教材?而且是在未加评论的情形下!难道这些被指定的教科书和论文已经消除纳粹化了?与为纳粹主义服务的学说、理论和毫无瓜葛?这样的文献推荐方式也因此“毫无问题”吗?”对于这个问题.freelidtundSieverts)等。如何区分和正确对待他们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是我们研究德国刑法理论与犯罪理论体系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可怕的法律人”还是优秀的法学家?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注:朱利安·杨说:海德格尔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高尚和低贱的结合,以及——在一件受神圣光芒掩护的肮脏外
3、衣下——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之间的结合。)?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严肃的回答,就必须去探讨或者解释刑法学和政治之间的那些历史的和逻辑关联。事实上,虽然我们是在纳粹主义统治的德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探讨海德格尔或威尔采尔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为这决不是纳粹德国所特有的现象。只不过它在德国表现得更突出、更典型而已。只要我们打开任何一本西方现代哲学史的书,都可以在存在哲学中看到海德格尔。它对哲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同样,我们可以在任何一本论述德国刑法理论或犯罪理论体系发展史的书中,看到威尔
4、采尔和梅兹格。他们对刑法理论的贡献同样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他们曾经充当纳粹政权的忠诚奴仆及其内心的卑劣和丑恶。不过,有一点是必须充分注意的,就是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是如此深入,以至于它与学术观点密切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截然分开。就像上述英戈·穆勒在批判威尔采尔时所指出那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是,不顾一切灾难和倒退,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德国的统一于1990年底迅速完成,重新成为欧洲的泱泱大国,战后独裁和极权政治的崩溃与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观的重新确立,促使德国刑法的改革与更新,为犯罪理论体系
5、的创新与发展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再一次证明了政治对犯罪理论体系的重大影响。世界性的问题刑法和刑法理论受到政治的支配和制约,并不限于德国,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应当指出,这种支配和制约,有善恶之分,因为人类的政治自身就有善政与恶政的区别。我们当然要注意善政对犯罪理论体系的支配和制约,但特别要注意的是恶政的支配和制约。因为后者摧残人性,践踏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一、在日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恶性膨胀,使日本成为一个奉行法西斯主义,实行侵略和扩张,谋求亚洲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6、日本刑法理论界的一部分刑法学者转向国家主义,其中,就有创立了日本独特的犯罪理论体系(“小野构成要件论”)的著名的(同时也是卓越的)小野清一郎教授。1940年,小野清一郎提出:“必须认识我们现在正处在日本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时期,应该怎样掌握日本精神和日本历史?……怎样把它作为日本的法重新组织起来呢?”同年11月,他在《刑法上的道义和政策》一文中说:“应该自觉地把国家看作道义的共同体,这是现今刑法的中心观念,我们的刑法必须自觉地站在我日本国家立场上,发扬日本民族、日本国民的道义。”他反复宣扬国家主义、日本主义、日本精神与皇道观念,把
7、这些东西称为“文明共同体”。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妄图实现它征服亚洲的妄想,小野又于1942年和1944年先后发表《日本法理的自觉展开》、《大东亚法秩序的基本构造》,主张日本法理应该成为大东亚的法理、世界的法理,强调太平洋战争的道义性,将侵略战争正当化。小野说得非常清楚:“日本刑法应建立在日本法理的根基之上,而日本的法理作为日本国家的事理、道理,不会脱离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国体、历史和民族的内在事理。”这些思想,使他的犯罪理论体系,增加了军国主义和“大东亚法秩序”的内容与色彩。军国主义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法秩
8、序”给日本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罄竹难书的,作为学者,小野理应对自己政治上的堕落以及由此导致的刑法理论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接受严厉的批判。但是,日本学者宫泽浩一却说:“批判(小野的)这种态度是‘变节’,是‘机会主义’,是容易的,但想到我当时从小学生到中学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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