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旧邦新造历史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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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永乐:旧邦新造历史文化基因今年是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6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蟹岛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鲁东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央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阿克伦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辛辛那提大学，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等大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九十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为此，我们走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试图从法律与文化的视角

2、解读民初政治，并以史为鉴，分析大国崛起与文化复兴的关联与意义。袁世凯走的是一条“借壳上市”的道路周绍纲：今年是清帝逊位百年，您怎么理解清王朝这个“旧邦”的政治结构的？13章永乐：清朝与之前的各个王朝一样，都是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从国家形态上来看，清朝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并不在于清朝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结合，也不在于朝贡体制，而在于这样一点：整个国家的统治基础其实是一个满、蒙、藏精英联盟。清朝皇帝是满人的族长、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里的文殊菩萨化身，皇帝和这3个族群之间的法理关系不是同质的。当然，皇帝这一身

3、份首先是从中原王朝继承过来的，而他的统治权是从蒙古人手中拿到的。满、蒙、藏联盟结构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联盟之外，还有一个宗教上的纽带，即藏传佛教。现在北京城里很多建筑物，都能看到藏传佛教打下的烙印。这种通过宗教文化的政治整合，是世俗的共和制没法做到的。即便我们不谈边疆，只谈内地，也有必要充分认识到皇帝倒台所带来的冲击。帝制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结构，它还是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皇帝是天子，帝制的稳定性关系到亿万百姓日常生活的稳定感。一旦皇帝倒台，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真空，同时还会产生一个文化真空。共和国需要创造一种

4、替代品，来替代皇帝原先承担的文化功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制度还是缺乏文化上的支撑，漂浮在中国社会之上，缺乏根基，也比较脆弱。周绍纲：您怎么看之后的南方政府的合法性问题？13章永乐：革命派对南方政府的合法性有一套说法，在我看来是对卢梭人民主权理论与美国建国模式的一种糅合。戴季陶在他的政论《民国政治论》中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是出于人民的公意，南方革命军是代表人民的。革命军起来之后，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更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戴季陶谈“公意”，用的就是卢梭的理论资源。而孙文在1912年1月1日

5、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则将民国的建立过程描绘为各地方先脱离清廷，又重新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说法背后隐藏着一个美国革命的模板。但立宪派和北洋集团对南方政府的合法性就很怀疑。康有为曾嘲讽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十几个省都督指派的代表建立的，这些代表根本不是选的，也根本没法代表全国那么多地方。但在我看来，一个政权在选举程序上的瑕疵并不是致命的问题，这种瑕疵在以后都是可以修补的，关键是它能否生存下去并获得人心。周绍纲：当时南北双方争议很大，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北方政府是正统？章永乐：谁是正统，不能光看各方自己的宣称，而

6、是要看接下来哪个政权立住了。而在我看来，民初真正活下来的就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清帝逊位诏书》里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如果袁世凯真的是自己召集一个议会，选出一个政府，那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法统。但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他走了“借壳上市”的道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这样北方政府就被南方法统吸收了。袁世凯当然从内心里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有着不同的法理基础，但光这么想没用。因为你就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再怎么样，也就是个“二”。周绍纲：假如当时袁世凯自己搞了一个议会又怎样？13章永乐：这就相当于他自

7、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法统，但其代价就会是南北两个共和政府对立，都宣布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样内战就难以避免。南北双方在清帝逊位这个事情上能谈成，所做的幕后交易本来就是由袁世凯执掌南京临时政府。这对袁世凯来说，是用很小的成本迅速获得实际的权力。当然，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南方的法统后来会变成他的“紧箍咒”。南京方面为了约束他，“因人设法”，专门把原来的总统制政体改成了一个议会制色彩很强的政体，为袁世凯的行政设置了很多障碍。袁世凯只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僚，对官僚政治非常在行，对宪政毕竟不是那么在行。忙于争地盘的

8、军阀们看不到新文化运动的意涵周绍纲：经过1913年的国民党与北洋新军的二次革命以后，您怎么看待当时民国所发生的转变？13章永乐：二次革命是1912年“大妥协”形成的政治结构生长出来的悲剧。当时国民党掌握南方若干省的实权，但在中央只掌握立法机关，北洋集团掌握中央行政和北方各省实权，处于强势。就当时情况来说，辛亥革命使得晚清以来的军省格局进一步恶化，各省日益变成独立王国，中央财政极度窘迫。对执掌中央政权的人来说，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