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命运共同体”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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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太“命运共同体”蓄势待发　　当前，“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外交炙手可热的新词之一，也让一度沉寂的地区共同体讨论重新火了起来。从更大的时空背景看，“共同体”构建在亚太地区并非新生事物。地区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告诉我们，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　　“共同体”构想：你方唱罢我登场　　“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曾长期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同体概念在亚太地区逐渐流行，“太平洋经济共同体”、“亚太经济共同体”，以及各种次地区的“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中日韩经济共同体”主张相继出现，这些主张大多遵循

2、共同体建设“先经后政”的顺序，聚焦经济合作。冷战结束后，伴随亚太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发展，一些国家提出了涵盖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综合性地区“共同体”构想。大体上，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及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构想。　　199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美国在亚洲：正在出现的太平洋共同体》文章，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称稳定繁荣的太平洋共同体构建以经济一体化、民主化和地区安全机制为三大支柱，这一主张显然是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构想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上任

3、不久，正式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提出“现在是美国同日本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创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时候了”。克林顿政府重视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作用，称APEC是“对新太平洋共同体种种问题进行讨论的最有希望的经济论坛”。可是，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对地区多边合作重视程度下降，重新将加强双边同盟作为优先考虑。　　小布什政府重心转向反恐，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投入较大，但缺少参与更大范围的地区机制的热情。2006年11月，小布什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亚太自贸区”倡议，但并

4、无实质推动。奥巴马政府则加大了在亚太投入，推进美日澳、美日韩等盟友间的小多边对话;发起“下湄公河流域合作倡议”;加入了东亚峰会，并试图将其改造为讨论政治与安全议题的论坛;加入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可以看出，在亚太地区层面，加入并改造现有机制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选择。　　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一揽子构想。这一构想有三个层次：第一，以日本与东盟间的合作构成东亚共同体的基础。第二，发挥“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框架的作用。第三，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东亚经济

5、合作。“东亚共同体”包括安全保障内容，主张日本与东盟在打击恐怖和海盗行动、能源安全、传染病、环境、禁毒和偷渡等问题上加强安全合作，并在阿富汗重建、裁军、防止核扩散、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扩大双方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　　2009年9月，日本首相鸠山再度高举“东亚共同体”大旗，提出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鸠山看到东亚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也深知解决有关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非常艰难，希望借鉴欧盟的经验，通过经济上的高度融合，最终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有效途径。当年10月，鸠山在第二次中日韩首脑峰会上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得到中韩两国

6、支持。峰会发表的《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明确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三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与目标，使这一构想具有了现实意义。由于鸠山政权谋求与美建立“对等关系”，主张东亚共同体成员以“10+6”（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印、澳、新西兰）为基础，对是否包括美国态度不明，引发美国对鸠山版“东亚共同体”的疑虑。　　在鸠山版的“东亚共同体”出台之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于2008年6月提出“亚太共同体”构想，并在200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基调演讲中作了进一步阐述。陆克文指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必要性，“全球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

7、转移”，“亚太地区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中”，“亚太地区面临着经济、政治、战略及环境等一系列挑战，却没有任何一种公共机制具备足够的资格或权力去应对这些挑战”。建立“亚太共同体”可以发挥多重作用，能够就“经济、政治问题以及与安全有关的未来挑战进行全方位的对话、合作与行动”，将成为比APEC、东盟及东亚峰会更具影响力、使地区各国间合作更加紧密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但由于“亚太共同体”重视发挥亚太大国的作用，希望克服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限，遭到东盟国家的冷落，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也有限。　　此外，2003年10月，东盟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峰会时，通过了

8、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宣布建立“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力图通过加强制度化建设，维护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地位。这一共同体建设范围局限于东盟自身，很难称得上是亚太地区范围的共同体构想。　　中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