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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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和对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民心。在各种法律事务中收集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或者其他相关事实，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还时常发生。下面，本文就对这一情况的现状、原因和对策做出一些浅析。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一）我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犯罪的部分案例1、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动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名无辜者被抓，其中两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

2、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的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1]2、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的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经被打死并秘密埋葬。3、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主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

3、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1999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2]（二）这些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的问题1、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3]2、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3、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三）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4、。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这些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原因要寻找有效的遏制刑讯

5、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一）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原因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

6、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作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

7、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这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找错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被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仅具有侦查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