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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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论文提要：本文提出了分析政治制度变革的“规则与秩序”的思考方法。对众所注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文对民主至上的方案如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农村基层直选为突破口等等，在价值上和知识上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替代性的宪政联邦主义的政改思路并做了相应的论证。本文希望的是引发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问题认识模式的转换。一、内在的探究方法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政治改革中，政治学家能够做什么？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是突兀的，我想首先要交待一下我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的理论视角是什么。我的方法简单说是“规则与秩序”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的背后

2、当然包含着许多人们的努力。从正统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法和经济学那里，我们学习到了在一定规则下人类社会秩序之形成的洞见。这种学术努力的源头在亚当·斯密那里网站）一文来说，毋庸置疑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杨小凯教授，这篇文章在利用经济理论分析转型国家的改革举措所产生的经济绩效和经济结果方面深具洞见。但是，对于专业是政治哲学或宪法理论的人们来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一些令人不满意之处，这些不满可能出现在文章的一些细节之处，更可能出现在一些对于宪政的理解方面。例如这样一些问题，俄罗斯实现的是否是一种宪政转轨？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否进

3、行了宪政改革？法国革命的后果是什么，是否进行了100多年的宪政转型？能否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如果经济学家意识到将北欧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引进中国将是场灾难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否认北欧国家实行的是宪政。一如经济学家在他们的领域所做的一样，政治学者在做出他们判断时依据的也是抽象而非常识，因此这两个领域所为人类提供的真知识往往都具有反常识的性质。当然对政治哲学家来说，他们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理解也可能是常识性的，会迷惑于统计数字如GNP等等。更严重的是，他们因此有时将道德规则直接应用于政治领域。根据“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哈维尔和哈贝玛斯赞成科索沃战

4、争。但是，“人权高于主权”，正如“上帝高于国王”，其正确性在于“人权”和“上帝”都不具有实质的经验性的含义，都代表了人们的理想、超越、难以明言的对普遍正义的追求。“人权高于主权”是我们论辩中正确的逻辑形式、是道德判断语言正确的语法，却不能为现实中国家的行动作直接的辩护，因为我们现实能观察到永远是几个主权间的斗争，而不是人权和主权间的斗争。有许许多多的判断的负担（除了纳粹制造的奥斯维辛这样极少的例外）并不能在道德的层面就可解决，唯有在充分考虑长远后果的情况下仔细建构国家暴力行动的界限才能得到可靠的标准。在这里“不干预他国内政”不能成为标准。一国除非极严厉地限制言论自

5、由，否则该国总有干涉他国内政的言论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涉它性行动是无所不在的，“不干预他国内政”是完全不可操作的规则。以什么手段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复杂的问题，但也可以进行初步的设想。根据人权原则，一国到另一国武装接运难民尽管是明目张胆的干涉但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把难民接到干预国的话，则肯定是可以的。进一步，就难说了，但扔原子弹绝对不可，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则开始了一个坏的先例。并不奇怪，这是一场西方社会党人发动、新左派们所鼓吹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正显示了其思想的渊源和逻辑。上面这段题外话是想说明，在宪政中，对道德的建构或者说对正义的探究尽管是最重要的但绝不是主

6、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下文所说的政治建构主义。如果政治体制和它的后果、宪政转轨和经济改革被理解为是在规则和秩序这个大的理论前提下的话，那么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关于规则的抽象理论和关于秩序的抽象理论的结合，一种在秩序的研究方面达到高度抽象的理论同政治学常识的结合，以及关于经济的常识同对正义规则的高度抽象的探究的结合，可能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一个学者是两个方面的专家，我想这点很困难，但可以尝试，或者需要两个领域专家的合作。这是将传统的宪政理论同新兴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法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尝试。政治改革是内在的对正义探究和秩序研究的共同事业，而在特殊的经验

7、中获得其特殊的形式。二、道德与对政治制度的建构道德是否具有实在性和不可化约性？道德哲学是否可能？将道德作为现象来研究的科学或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主义学说的回答是“否”。但这种回答似乎有问题，令我们感到不安，好象有人说“锋利的钝小刀”。确实，我们的日常语言实践，并不许可这种回答。在一本关于艺术、语言、音乐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中，乔治.斯坦纳（1989，3）一开始就声称“任何就人类用语言交流思想和感情的能力所进行的有条理的叙述，归根结底是在假定上帝存在的情况下作出”（《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261页，斯蒂芬.L.埃尔金和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

8、北京三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