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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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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规制下的“革命”幻象——电视民生新闻与新闻改革 民生新闻的热潮刚刚过去,电视新闻据说已进入到“后民生”时代。这意味着,对于关注中国新闻改革的人们来说,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又形成了。不过,回过头静下来想想,有些问题还有待澄清。所谓电视民生新闻,从新闻素材、聚焦范围,以及报道方式来看,明明就是社会新闻,明明就是地方性新闻。[1]为什么从业者却要勉力冠之以“民生新闻”?更让人纳闷的是,自2002年以来,针对这一新闻类型,学界在进行相关讨论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当前的确存在着一种全新的电视新闻类型——“民生新闻”,难道说,这些站在理论前沿的专家们真
2、的就眼前一亮,确信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新闻? 总之,对民生新闻,尽管有不少批评意见,但整体而言,人们不仅认可了民生新闻的提法,而且对这种新闻类型寄予厚望。李幸有个观点,富有代表性,影响也比较大,他认为肇始于南京地区的民生新闻是“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2]这一论断从电视传播基本理念的变迁来看,有一定说服力。但是,众所周知,“革命”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更宽泛的含义:“革命”寄寓了普遍乐观的超越性想象,超越性的意指不单限于观念,而且关涉到“制度”和“体制”的层面。因此,离开新闻规制来谈“革命”,似有不妥,也不利于对中国电视新闻现状做准确的把握。民生新闻“革命论”
3、者对体制避而不谈,显然成问题。几年来,关于民生新闻的讨论非常之多,但遗憾的是,很少有论者从新闻体制和新闻改革的角度着眼,本文拟就此略陈己见,以抛砖引玉。 一、地方性社会新闻上电视 民生新闻究竟改变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地方性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上电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地方性社会新闻在报纸上早就有过实践,并且也曾掀起过热潮,不算是横空出世。第二,大规模集中在电视上做这类新闻,的确是第一次。社会新闻以前主要是在晚报上做。建国以前,中国的晚报就有较大发展。资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全国解放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报纸先后有近两百家,其中晚报的比例占十分之一,
4、大概有二十几家。”[3]解放初期,政府领导认为晚报的读者对象是工商界、小市民等落后阶层,因而受到打压,奄奄一息。改革开放以后,晚报开始进入复兴期,1990年代中期,发展迅猛。1997年上半年,全国晚报的数量增加到116家。[4]当时还涌现出大批周末报和都市报,为了招揽读者,都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晚报理念在整个报纸领域蔓延,甚至波及到党报,所谓“大报小报化”指的就是这一现象。 不过,地方性社会新闻对于电视而言,却是姗姗来迟。这和电视媒介的发展状态有关,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1990年代末以前,新闻这一块,电视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报纸和广播,社会对新闻的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
5、报纸上,大量具有创新意识的新闻人才也聚集在报业。第二,整个电视行业,中央台一家独大,地方台还没有成长起来,一统天下的局面无法滋长出新闻改革的空间。第三,报纸有刊载社会新闻的晚报传统,而电视没有。 电视新闻早期的主导模式是由《新闻联播》确定的,几十年下来,没有太大变化,但随着电视媒介的发展和整个新闻体制的松动,也有过新的尝试,1993年创办的《东方时空》是第一次创新,尤其是其间子栏目《焦点时刻》(后为《焦点访谈》),追踪热点,进行深度剖析,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焦点”旋风。有论者称2002年前后出现的民生新闻为“晚报体”,进而把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主导模式概括为三个阶段:联
6、播体、焦点体、晚报体。[5]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民生新闻究其实际,是延续晚报的实践,做地方性社会新闻。 地方性新闻因为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心理认同,社会性新闻也与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宣传模式相悖逆,而容易遭致否弃。因此,地方性的社会新闻在1980年代中国的新闻体制中,具有抗争僵化意识形态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虑到当时的语境,它具有革命性。但直到报纸新闻坠入到“不能承受之轻”的境地之后,迟至2002年,地方电视台才开始大规模地做地方性社会新闻。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新闻体制已经引进市场机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新闻与地方新闻并不足以犯忌,它的“革命
7、”意味当然也就丧失了。因此,客观地说,民生新闻的虽然是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上电视,但对现有的新闻规制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次“非常规行为”而已。 二、以民生的名义合法化 把社会新闻大规模地搬上电视,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体现出实践者的勇气与识见。但是,他们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此,而在于使这一“非常规行为”合法化,进而成为现有新闻规制下寻求创新的“革命”典范。所谓合法化,体现为电视社会新闻的最早实践者为了寻求现有新闻体制的支持,熟练地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采用特定的符号或象征对非常规的探索行为予以命名、阐述,以此来述说其改革行为。 从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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