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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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3)5.陕西等西北地区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恢复的较慢。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陕西转运使毛硕报告说：“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姜，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i]农业相当落后，商业萧条，赋税收入很少。至大定年间，仍与河南一样，还是“人稀地广，藁菜满野”。如与西夏交界的保安州（今陕西志丹）“无所产，而且税少。”[ii]再经四五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山水明秀，土地肥腴”，泰和年间引南山之水，建渠50余里通到县城，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缺水问题：“公室赖之，刍粟无忧……汲引灌溉，涂塈洗濯，无复向时之艰虞。”不

2、久，“绿槐夹路，细柳交岸。龙须蘸碧，给万宇之焚膏；鹦粒翻红，被千门之饛簋。郁薁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陕右之上腴。碾硙区计，仅有数千；园田畦计，不啻几万。有粟者，易为之粒；有麦者，易为之屑；有食者，易为之蔬。其利益不足缕白”。[iii]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当地一跃而成为富饶之地。金朝后期，陕西农业经济已有较强的实力，史料中显示的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粮食。如金宣宗贞佑四年（1216年），河东官员胥鼎言陕西常向河东“通购物斛”。[iv]兴定四年（1220年），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李复亨同时也指出：“河南驻骅，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

3、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因建议漕运，“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v]既有民间贩运，更有官方赋税调拨，一时间成了京师军粮的主要外援之地。这显然依赖于“地腴岁丰”，是恢复开发的结果。有史料言金末的镇戎州（今宁夏固原）“土壤肥沃，又且平衍”[vi]，可谓一例。不过，从整体上看，金代陕西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蒙元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整治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招流民，“教民力田，京兆大治。”[vii]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三白渠“自元代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窝阔台汗十二年（

4、1240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予以修缮。[viii]蒙哥汗二年（1253年）大封同姓，因忽必烈为同母弟中最年长且贤者，特意让他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南京路“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遂选关中为封地。[ix]“天府陆海”自是古时名声，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来关中已有所恢复，胜过当时的河南。又经忽必烈治理，“关陇大治。”[x]至元初，又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西募民垦荒屯田数千顷，经三年努力，“屯成，果获其利。”[xi]西边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也很快恢复发展。至元中，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修建了一条50里长

5、渠，引汧水灌溉农田3000亩，并带动起水渠沿线一串菜圃药园。“岐人惠之”，以知府高良弼的姓氏命名为高渠。[xii]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京兆府“城甚壮丽……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皆见有不少环墙之

6、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xiii]所经之地郁郁葱葱，生态和谐，农桑旺盛，城市繁荣。另外一些地方如邠州（今陕西彬县），“纯俭素约，野无惰农，岁有高禀。”[xiv]可谓勤俭致富的一个例子。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3000亩，“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xv]尤为突出的是，其时的小麦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王恽言关中小麦“今盛于天下”[xvi]即可证明。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总结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

7、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xvii]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势头。但随即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便兴修洪口渠，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临潼（今陕西泾阳、临潼）等5县农田7万余顷。[xviii]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45000余顷。[xix]照此数字，已经超过北宋，即使数字夸大，也表明元代陕西经济又一次有所恢复并顽强发展。西夏等西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