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介石)刘(湘)关系史上一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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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蒋(介石)刘(湘)关系史上一次巨变[摘要]近代军阀中四川军阀比较突出，四川军阀中刘湘突出。研究刘湘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化”四川，引领四川走向全国序列，走向抗战问题上，很有意义。本文试以两人关系的一次巨变为切入点，分析其巨变的原因，探讨巨变的性质，愿有助于目前史界对川阀刘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关键词]蒋刘关系南京之行巨变原因性质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与作为以四川主人自居的刘湘，其两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有些微妙，但到1934年年底，其关系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本文就此巨变及其性质做些较深入探讨，以有助于蒋刘关系史的研究。关系巨变原因之分析1934

2、年11月，四川一代有名的军阀刘湘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到达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会晤。这次南京之行，在两人关系史上实为巨变，原因分析如下。1.1934年11月之前，两人关系一直处于较对立的状态四川始终居于南北之间保持中立与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化”四川的问题上一直难以插手。6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后的南京政府，就积极对四川争取工作。但遭到以刘湘为首的各路川阀的多次抵制，或者徒有其名。南京方面首先组织了一个川省政府委员会与一个军队编遣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个“整理川政令”的文件[1]。但是，刘湘居其要职，不仅是第一个组织的委员，也是后一个组织的委员长，而且非

3、四川的人几乎没有，全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代川阀名流。可见此时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承认了四川显存的实力关系，对四川只能采取发通令相号召的办法。刘湘继续采取川人治川的主张，抵制南京方面的多次努力，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如四川高等法院的审判长依规定应有南京政府委任，但事实上在省内却无权力，法律案件在县一级就处理了。同时，每个防区的军司令部都在该区行使最高法院的职权。所有其余的法官与法院工作人员都由军长或司令部委任，审判长不得干预。军事上中央政府命令进川的军队在川阀的联合反对下也全部撤出来了。经济上的独立性更浓。就1934年的田赋与杂税收入等于南京政府每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4、，但却一文没有上缴南京方面。以上足见其自主性与独立性。6南京方面对此种种抵制也并不甘心。早在1927年6月，蒋就任命了一个“清党委员会”，由两个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川人领导，在重庆建立国民党党部。这个组织一开始就仰承川阀的鼻息，不得不依靠川阀筹措经费，办理党务，还请求川阀保护这个组织。[2]最终这个组织得不到军人的支持而夭折。以后几次努力，南京方面才任命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四川人曾扩清负责四川的党务工作，但在川的国民党力量仍很弱。就此建立四川党部组织成为一种妥协，刘湘也是有条件的，刘湘请求南京方面给予一笔巨额贷款，蒋本人表示同意。[3]南京方面终于在三十年代初同意了刘

5、湘的优先内政的观点，且其被受命于1933年还进行“安川之战”，[4]与刘文辉打了一次兼并战争，扩张自己的势力。可见，1934年年底之前的蒋刘关系处于几乎对立的状态，象征性的拥蒋代替了实际上的利益，表面上合作而又各自为政。在优先内政的幌子下，继续保持四川的半独立与自主。南京方面只是在川组织了国民党党部与一些省级机构，未有任何实权在身。2.1934年年底的南京之行到1935年后期，蒋刘进行了较为友好的合作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四川进行较为成功的改革。行政方面，就省级机构而言，南京之行，为在四川建立名副其实的川省政府奠定了基础。1935年2月，新的川省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一旦

6、建立，各防区即声明，四川终于统一。行政方面最成功的改革就是督察专员的设立。分全川为十八个专员区，每区专员一人，由蒋任命，且多是川外之人。其职责主要是监督与视察本区各县，在某些情况下还被授权代表蒋介石执行军法。6军队方面，改革的实质就是削减四川的军队。在成都，南京方面开办了一所军校，吸收被削减的军官接受职业训练，刘湘给以赞同与支持。从此，“四川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今天已被完全摧毁了”。[5]财政方面，最大最成功的改革是货币的改革。当时，四川的币制混乱。面对现状，1935年7月，南京方面给四川以巨大的金本位贷款，达到了刘湘上一年力图要达到的目标：17000元，以四川的盐税

7、作担保。[6]其次，将四川的货币与全国通行的货币进行兑换，交易后通用中央的货币。这样，同年九月，至少在大城市内，中央的国币已取代了各种各样的川币。[7]四川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范围。这场改革的本身表明蒋刘合作的成功。伴随着贺国光参谋团入川，蒋自己于1935年3月也入川。在川期间，蒋刘一起制订了剿共作战计划，并发布了大批命令。[8]同时又开展新生活运动，改造将被”内化”的川民。刘湘的妻子成了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表明了刘湘对这一运动同样给以支持。6因此，前后比照，很显然，刘湘的南京之行，是蒋刘关系史上的一次巨变，前后迥然不同，此行是两人关系巨变的重要标志。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