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战役中的情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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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党战役中的情报战上党战役从1945年8月27日揭幕战开始，至10月12日战役结束，历时47天。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采取夺城打援、围城打援的方式，以劣势装备和劣势兵力与阎锡山部队在上党地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我军“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实施，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动锋芒，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上党战役之所以取胜，我军除战术运用得当外，战役中的情报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也是重要原因。　　保守秘密扫清外围　　到解放战争时期，我情报工作在国内全面展开，发展到了一个

2、顶点。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说，这个时期党的情报工作“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情报在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也通过战争生动地体现出了我军情报工作发展的巨大进步。　　襄垣城是上党的大门。据当时驻守襄垣城、后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襄垣总指挥翟品三回忆，其所带领的“伪汾东第一支队在8月16日下午动员后，士兵知道要去上党，当夜就有开小差的。十七日宿营时，又有不少开小差的”，“进入解放区，又有开小差的，为民兵俘获”，“

3、两天之内就减少了两个排”，人员逃散相当严重。毋庸置疑，逃跑士兵被民兵俘获后，军事行动的具体情况将不胫而走。抢占屯留县城后，接史泽波命令，翟品三率部继续前往抢占襄垣城。途中，“孙士林（时任汾东第一支队队长）抓住一青年，认为是八路军密探”，翟品三向那青年说：“你就是密探也不要紧。你回去报告，二战区大部队来了，要占上党，这有什么大妨害？你放心走吧。”　　8月27日夜，我太行部队包围了襄垣城。翟品三回忆，直到8月28日，闻八路军要反攻襄垣城，但消息仍不能够得到确定，其认为“八路军攻城是风言，真相如何，还不明确”；8月29日，闻“郝村（

4、距襄垣城20里）一带住满了八路军，各村断绝行人，封锁消息，准备反攻襄垣城”，才知八路军真正准备要攻城，然而在我军围城之前其却毫不知情，被围后才知晓。8月29日夜，我军在守敌毫无思想、物资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反攻，于9月1日12时胜利解决战斗，夺取了襄垣城。另据翟品三回忆，其与县长闻嘉言、郭凤林被俘后，在9月2日上午暴露身份，心想“大概是要秘密处死我了。出乎意料的是把我领进一正房，在方桌后面坐一军官（后知是参谋长李达），旁边坐一青年军人（是参谋），让我坐下后，问我阎伪军武器装备情况”。　　由此可见，此战役中国民党军部队在保护军事秘

5、密，获取军事情报上相对我军而言是很不敏感的，做得很不够，对垒双方在保密工作上有着很大差距。　　到9月19日，长治外围的长子、潞城、壶关也均被我军攻克，长治完全孤立。　　深入虎穴获取情报　　围攻长治，歼灭援军是上党战役的关键阶段，情报同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齐荣晋、赵梅生在与廉平（原山西省交通厅厅长，1941年曾在中央情报部工作）谈话一文《抗战生活三难忘》中有这样的描述：当时在延安“最难忘的是一位叫周竞（后为太原情报站政委）的山西大姐，我听她口音像是定襄人，但为了严守纪律，我们谁也不打听对方是哪里人氏”。为了保证潜伏人员和

6、情报网的安全，当时情报人员都是单线联系，直接对自己的上级负责，相互之间并不允许来往。“直到我退居二线，在省顾问委员会工作时，到云南遇到一个定襄籍老干部齐耀纯，他居然就是周大姐的亲戚。他告诉我，周大姐在太原解放时已经牺牲了”。1941年，周竞告别延安后，回到太岳区四地委办公室工作，后进八路军情报处谍报班接受培训。后来，周竞和丈夫齐平（后者为太原情报站站长）被太岳军区派到太原建立情报站，从事对敌情报工作，当时太岳军区司令员正好是前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到解放战争时期，齐平已经进入到阎锡山的高级特务组织――特种警宪指挥处，并任少校

7、科员。齐平主要负责收集情报，周竞主要负责传递情报。上党战役期间，“他们提供了阎锡山盘踞在长治城内部队的番号、装备、人员和战斗力等情报，为上党战役的胜利做出杰出贡献”。　　时任长治敌工站副站长的焦万里回忆，“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进行上党战役，解放长治，减少损失，指挥部决定重新组织人员打入城内，恢复原先我在伪警察局、保安队等系统的地下关系，做好内应”。副站长焦万里带梁捷等三人准备打入城内。事先，焦万里派“梁捷进城把成玉山(又名成昆吾，我方打入伪警察系统的地下工作者，在伪警察局训练所当训练员)、张英华(地下工作者，在伪警察局担任警务科长

8、)、马占元(地下工作者，在伪警察局担任督察长)等同志叫出来，让他们谈了城里一些情况”。及时掌握城内具体情况，随后进入城内进行活动，以便战时做好内应。窥一斑而略知全豹，由此可见，我方人员已经全面打入了阎锡山的各种机构，情报来源非常广泛。　　《太原解放接管纪实》的第六章也对上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