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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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合同解释的原则【摘要】合同通常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难免产生歧义。在应然意义上，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外观上符合成立条件的合同往往隐含着争议。合同解释即裁判者（法官、仲裁员）运用法律思维、遵循一定的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合同争议事项进行分析和说明。解释原则的提炼对合同解释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合同解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最小介入原则：在裁判的态度上，基于意思自治的要求以及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裁判者应当尽可能以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事人的争议，合同解释的对象应仅限于争议的内容。其二是

2、宁使合同有效原则：裁判者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首先应当对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有细小的瑕疪，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尽可能维持其效力。其三是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合同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它包括内心意思和表示行为两个基本构成要件。在合同解释过程中，根据解释的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还是通过表示行为所体现的意思，存在意思主义（或称主观解释）与表示主义（或称客观解释）的争论。片面探求内心意思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孤立看待行为本身，容易导致形而上学；因此应该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以表示行为

3、作为合同解释的基础，以合理第三人的立场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衡量各方当事人利益，才能作出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解释。　　“合同”作为法律用语，各国立法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为之下过多种定义。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通常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卡尔•拉伦茨认为：语言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具有适应能力的，常常充满歧义的表达工具。某个表达方式的意义，可能随着它所处的不同的上下文，它所指的不同情况以及说话者所属的阶层所独有的

4、表达特点，而具有不同的意义。[1]在应然意义上，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外观上符合合同成立条件的合同往往隐含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裁判者必须运用法律思维、遵循一定的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说明，并依法作出判决。当事人和局外人对争议的事项也可能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于辩明讼争事项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尽管合同解释人人可能作出，但只有裁判者作出的合同解释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关于合同解释，国内合同法论著通常都有相应的章、节介绍，但大多不注意严格区

5、分合同解释原则、解释规则、解释方法。“原则”一词，意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　解释原则是为解释行为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指导性的价值准则，而解释规则是处理具体问题时的行为规范，解释方法则是解决问题的路径。笔者认为：在合同解释中，解释规则和解释方法的研究侧重于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而解释原则的提炼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合同解释的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类合同的解释，对合同解释的结果具有限制、选择、修正的作用。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基于合同自身的特性，合同解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最小介入原则，宁使合同

6、有效原则、主客观相结合原则。一、最小介入原则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以法律调整的对象为标准，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领域。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的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遵守。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3]这种划分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历代学者的研究丰富了其内涵。私法强调意思自治。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4]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在合同法

7、领域的具体化，意思自治是契约行为的本质属性。无意思自治的行为即使有契约的形式，也无契约的实质，不是真正的契约。人们对契约自由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在罗马法时代，对契约自由的认识尚停留在直观、感性的层面。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条款将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即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以强制力，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5]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抽象的契约理论的最终

8、完成。它虽然没有以明确的言词表明契约自由或意思自治，但却处处体现出契约自由的底蕴。[6]契约自由具体可以分解为是否缔约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契约内容和形式的自由。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来源于习惯法，经历了从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的过程。司法制度也从首领（君主）一身数任走向司法职业化。审判模式呈现出从纠问式向对抗制发展的态势。司法具有被动性，法官不诉不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