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学未来的走向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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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法学未来的走向趋势分析　　当我们研究法律时，我们不是在研究一个神秘莫测的事物，而是在研究一项众所周知的职业。我们是在研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使其可以呈现于法官面前，或者可以建议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免于卷入诉讼。霍姆斯[1]　　一、引言　　2005年，邓正来教授发表了《中国法学向何去》一文[2]。此后的3年中，正来教授又以同类主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下统称邓文)[3]。邓文的发表，在法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我认为，引起这种反响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邓文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恢宏、甚而惊世骇俗的问题，涵盖着所有中国法学人的价

2、值、利益和关切。面对向何处这一根本性的设问或诘问，任何一个法学人都没有理由不对邓文投过一束关注的目光，并期待从邓文中获得某种答案，潜隐地比对自己在前行中的方位。其二，邓文中的一些观点及其论证，留下了太多可以质疑的空间，从而吸引了一批关心中国法学命运、学术激情丰沛的年轻法学人，尤其是博士、硕士研究生(主要限于法理学、法哲学专业)对相关讨论的介入。[4]如果不是法学界多数主流学者(包括其理论观点受到邓文重点批判的学者)对邓文抱以不相为谋的态度，可以想见，邓文所引起的反响必定会更为壮观。　　始自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法治的实践，把中

3、国法学也带入到显学的地位;法学获得了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社会意义。并且，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中国的法治必定有其独到的性状与特征，建构法治秩序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多方面的创造与探索，这又更加凸现出法治实践对法学的借重与依赖。因此，在中国法学与法治实践相伴而行30个年头的当口，法学人对这一历程进行审慎的反思，检视一下自己脚下的道路，无疑是必要而富有意义的。正来教授正是看准这一契机，提出了向何处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讨论。这也体现出正来教授对于学术机缘把握的敏锐以及在学术策略上的睿智。不仅如此，蕴含在邓文中有关中国法学不应脱离

4、对中国问题的具体思考而盲目地接受西方法治理论，法学应当引领法治实践，为法治实践提供判准的立意(但愿在此问题上我没有对邓文做错误理解和概括)，也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然而，在认真阅读了邓文以及参与这场讨论的其他一些论文后，我对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困惑并未因这些文字而得以释然;而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忧虑却由于这些文字而变得更为沉重。这是因为，邓文通过对中国法学界四种较有影响的理论[5]的反思批判而指陈的中国法学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刻意对这些理论做出问题化处理，亦即强行打上现代化范式的烙印后而使之成为问题的，[6]多少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意

5、味，因而邓文所指陈的这些问题未必是中国法学当下存在的真问题。与此同时，邓文主张法学人从全球时代的世界结构视角去认识中国问题，进而建立中国人自己理想的法律图景，这样失之虚空的导引也显然难以为中国法学指点迷津。不仅如此，邓文在批判他人盲目接受西方理论或范式时所运用的正是一些西方的理论及范式。贯穿于邓文的主要知识节点，基本上都取之于西方流行的某些理论，如伽达默尔的前理解(邓文的前反思接受)、柯勒的理想图景(邓文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邓文的世界结构)以及曼海姆和舍勒的知识社会理论等。邓文实际上是用其在西方流行理论

6、海洋中捡拾的贝壳，为人们搭建了一具观赏性的玩景。而在我看来，这种研究和讨论方式，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学当下的某种流弊。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愿意在这场讨论余温大体逝尽的今天，重提并接续邓氏设问，撰写本文。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打算对邓文作全面讨论。这不仅是因为，邓文的主要偏失在此前的不少讨论中已得到说明，更主要则在于，基于后面将提到的个人化因素，我的思维方式、认识问题的角度以及知识积累的偏好等，与正来教授具有重大差异，[7]因而我无力、也不愿与正来教授运用相同的知识元素，在相同的语境中进行系统的对话，尽管我们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

7、实在地说，邓文只是构成我写作本文的一个激发和勾引，同时，邓文也是我敢于借用向何处这样宏大论题而不忌其虚妄的理由。当然，在我的正面叙述中，将包含有我对邓文前述评价的必要证明，并且也会提及邓文的某些观点。　　还应说明的是，对法学以及法学研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者个人的经历、处境、教育背景、知识积累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决定或支配着各学者的学术立场、学术偏好以及学术风格。为此，在表述我的观点之前，我必须交待可能影响自己思考与判断的几个个人化的因素。首先，在此以前的10多年中，我事实上已脱离了纯粹的学术环境。在正来教授黄卷青灯，闭关苦

8、读，与休谟、哈耶克等西方学术大师卿卿我我，以及后来坐镇吉大，设堂(正来学堂)讲学的这些年头，[8]我正搏弈在市场经济与法律实践的交汇点上，从事着以法律知识为工具，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功利的律师业务，阅读与写作因之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在这一时期中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