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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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论文.freela，也译卡里斯马）一词，借自西方社会学。它原是早期基督教用语，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本义是指神圣的天赋，也即具有神助的人物。后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将其导入社会学研究，成为他的社会学研究的理想类型——法理型、传统型和奇理斯马型三大类型之一；奇理斯马指的是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等特殊品质的神性人物。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式的人物。而对于统治当局来说，尤其是对于皇帝来说，他们虽然也提倡清官，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

2、还是“忠臣”，这是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指出清官意识和信仰的民间性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显示了清官的司法方式得到民间百姓大众普遍认同，从而使清官听讼折狱不仅具有制度文化的意义，而且透现了传统社会百姓大众的深层法律意识和价值认同，也表征出中国传统社会司法文化的一个真正特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百姓大众盼望清官出世，这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政治领域里，赃官墨吏充塞，吏治腐败，政治黑暗，贪赃枉法是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清”的对立面就是“贪”，而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乃“一部贪污史”（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版，第117页。王亚南指出：“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见该书第117～122页。也可参见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48页。）。可见，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其二，百姓大众崇敬清官，奉之若“神”，这本身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清官之少，有如凤毛麟角（注：李白华先生指出：明代地方官约3万人，而清官数目，在《明史》卷281《循吏传》和卷161未标循吏传的循吏传中，略计170人左右，“加以散见其他各卷的，估计至多亦不能上250人。有明一代，275年，平均每年不到1人。3万人中仅有一人，真是少数！

4、”而贪官，则“滔滔者天下皆是！”参见李白华：《从阶级本性看清官》，《学术研究》1966年第3期。）；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祈求也就只能是一种无谓的心理“幻想”，一种无谓的心理“补偿”，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画饼充饥”。其三，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迷信，更说明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深层的结构性事实——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严密整合，民众政治力量的极度薄弱，百姓大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情景之下，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位体恤民情和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以便获得“拯救”。所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改造，清官意识和清官迷信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故而，诚如学者所谓“清官行政（注

5、：这里所谓的行政，从本文讨论的角度讲，还应包括司法。因为在中国古代，司法只是行政的一种自然延伸，或者说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分权“，也即司法与行政是”合一“的，乃是一种”全能型“的衙门。）历来被看作非理想政治形态的一种补充，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也是有益于纠正政治弊病的一种调节方式”（注：前揭王子今书，第175页。）。二、有限理性还是无限理性必须首先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涉及到清官司法的问题，而是关涉整个中国古代司法领域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之所以要在清官的话题下进行讨论，基本的理由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所谓俗吏、酷吏以及贪官污吏，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不分青红皂

6、白，以先人之见（清官于此也不能例外，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大肆刑讯逼供，进而造成冤假错案，实乃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清官，则被视为救国救民的楷模，而且往往成为平冤昭雪的象征，乃至法律的象征（注：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包公俨然是封建法律的化身”。参见余宗其：《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因而他们的司法方法也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换一句话说，如果把清官司法的特点研究清楚了，则对整个中国古代司法的特征也会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虽然从哲学上讲，关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还是无限有过种种说法，现今更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但是，现在人们一般都

7、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从而普遍赞同有限理性说。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从法律文化史的意义上，是否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呢？根据笔者的粗浅研究，可以确认，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与“无限”同样困绕着数千年的人类法律文明史。我们知道，早在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一种被称之为“神判”的制度，这种“神判”制度的存在至少表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一旦遇到疑难案件而无法准确无误加以判决时，就会诉诸神灵。因为古人相信，神灵具有明察秋毫的全知全能的本领，也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