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论文]禅宗与文艺美学相通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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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美学论文]禅宗与文艺美学相通的探索.;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论述佛教和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影响的论著（注：例如有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海林的《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丁明夷、刑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研究了审美的妙悟、虚静、言意、境界、形象、静观、直觉、想象、顿悟、灵感等以及禅宗对山水诗画、古窟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美学影响。本文试图对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给美学有何启发、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何重要帮助等问题作一些探索。禅宗的本体，可说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作为终极实在的本体。它的宗旨是“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直指自心，只能默契、顿悟、内证、自照，不能将其对象化。相反，它还将佛变成一种只可内证、默契的个人体验式的顿悟自心。它又反对空谈心性，反对舍弃感性以求精神净化的“坐忘”和“玄谈”。它主张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怀海说“即此用，离此用”，慧能说“担水弄柴，皆有妙道”。它勘破了例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那样派生万物的“本体”，破除了种种物质束缚和精神枷锁，解构了“法执我执”，要求“平常心”做到“本来无窒碍”，“随处任方园”。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否定了终极存在的本体。它破除了虚假观念和虚假原则，否定了无法抽象回答的假问题，而追求心性的自由解放。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是心性论。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在现实感性平常生活中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也可以说是它没有本体的“本体。”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它与存在主义说的“纯粹内在意识的不证自明性”，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的“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与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等，也是有相通之处的。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作“静虑” 。禅，要求清除私心杂念，专注一境，守意修定，以定发慧，以慧资定，定慧双修，达到“涅ｐáｎ＠①”。它又破又立：破除烦恼束缚，立得心性解放，使以求得“圣道”。禅宗要求在感性现实生活中，瞬间刹那，顿悟“真如”本性，达到“涅ｐáｎ＠①”，意为“无为”、“圆寂”，这是一种无欲念、无尘染、无物我、超越时空、刹那永恒、澄明解脱的境界。它可在生时或死后达到，即“有余涅ｐáｎ＠①”和“无余涅ｐáｎ＠①”。“有余涅ｐáｎ＠①”是已灭生死之因，但作为前世惑业造成的果报身即肉体还在，人仍然活在世上，人仍有思虑。它继续发展为“无余涅ｐáｎ＠①”，不仅灭掉生死之果，肉身不存，思虑也无。佛教认为，人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一种本体的“空”。“空”在具象之中，又超于具象之外。著名小说《红楼梦》中是有这种“色空”观念的美学影响的。再如王维的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一种空灵宁静的境界；它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抒发了空灵的心境，达到了对宇庙本体的感悟，在刹那瞬间顿悟到无限永恒。诗人去物无欲以空心，“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注：李日华：《恬致堂集·书画谱》。）因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注：梁斗斋：《净业赋》。），才能“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为诗人“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去除了见道明性的障碍，就达到了无利害的空达的灵心。瞬间顿悟直觉自由解脱的心性，这就是严羽《沦浪诗话》总结的“妙悟”论的美学核心。神宗与诗学、美学的“妙悟”目的与原则不同：一为悟空，一为审美；禅不在言，诗不离言；禅去情，诗有情。但，追求妙悟自由解放，则是相通与一致的。所以又有人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注：王渔洋：《带经堂诗话》。）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说：“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唯此一心即是佛，……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注：《传心法要》。）这就是永恒与无限的本源的清净心。它要通过“息念忘虑”去达到、去顿悟。离此根本，求诸外物外法，都不能悟得“真如”。 诗道要求妙悟，也要求外去物累和功利物欲，内心无障碍，空灵自由，虚静意清，专注凝神，待时机成熟，自然顿悟，畅神抒怀，神超形越，任性适情，有凌云意，与自然浑然合一，思与境偕，英华外发。“临春风，思浩荡”（注：王微：《叙画》。），“万趣融其神思”（注：宗炳：《画山水序》。），“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注：笪重光：《画筌》。）这正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注：转引自《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第2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境界，非人间所有，乃诗人游心所在。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注：转引自上书第20页。），神与物游，“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页。），“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注：嵇康：《赠秀才入军》。），“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注：沈括：《梦溪笔谈》。）。所以有人说：“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注：惠洪：《冷斋夜话》。）陶渊明所以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注：元好问：《论诗绝句》。），李白所以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垂衣清真”（注：《古风》第一。），韦应物、柳宗元以能“发纤ｎóｎｇ＠②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注：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都由于“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注：皎然《诗式·重意诗例·取境·文章宗旨》。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32、30、90页。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一版。），“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境》。），“只取兴会超妙”（注：王士祯：《渔洋诗话》），都由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和超越，超越了束缚和限制。这都是与神宗精神相通的。本文共4页:第1[2][3][4]页;二、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对文艺美学的启发禅宗的本体论，认为最高存在的“本体”是“真如”；最真实不虚的、永恒的“佛性”就是众生本有的“我心”。禅宗的方法论，就是要求“直指心源”，顿悟一念。“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注：《坛经》第17节。）不靠菩萨外力的救度，也无须离尘世，苦修行，而要靠“各于自身，自性自度”（注：《坛经》第21节。）的顿悟未被污染的清净“本心”（注：《坛经》第31节。），靠“心开悟解”（注：《坛经》第28节。）本净的“ 真性”和“本性”（注：《坛经》第16节。）禅宗，不论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坛经》第17节。）。“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注：《坛经》第19节。）。排除一切计较、执着、烦恼的妄念和杂念，进入直觉的内省，参悟清净的“本性”，这是“真如”的第一义。这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言说的，非逻辑概念可以确定表述的，只能通过禅悟（静虑、直觉）去直接体验。“妙悟要穷心路绝”（注：《大正藏》卷48《无门关》。），即杜绝一切愚迷心路。“妙悟在于即真”（注：东晋僧肇：《涅ｐáｎ＠①无名论》。），对待“真如”，要“真参实悟”。“真参就是要在不落言诠、寻思、拟议处用功；实悟，必须悟在无所得处”（注：正果《禅宗大意》九。）。“真如”是“虚通寂静，明妙安乐”的空无境界（注：唐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不是绝对的空白，而是包容万物，但又不是任何一物。在哲学中，它类似于柏拉图和黑格尔说的“理念”，把寓于个别单一之中的“普遍”与“理念”抽象成离开单一又与单一并列。妙悟，就是通过直觉顿悟，见性成佛，达到无念虑、无执著、无绊累、无法相的本心清净境界，无限自由自如的精神境界。靠直觉体验去意会，不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去直说，才能感悟到无限丰富多彩、活泼流动、生机盎然的自由境界。“智与理冥，境与神会”，这就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离开感觉体验，任何逻辑说明、文字概念都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水的冷暖。文艺要动人以情，离开形象直觉，任何文字概念逻辑直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文艺要让人在动情的审美感染中悟得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决非局限于认识所写的文字表面内容。在这两点上，它与禅宗是密切相通的。我认为，禅宗给文艺美学最重要的启发有两点：第一，文艺和审美的本体就是使人感悟到无限丰富、生气流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产生灵府朗然、快感心悦、神愉、志畅的审美感受。它不同于禅宗的是，文艺表现的审美感情，背后有理性融铸在其内；其中渗透交织着趣味、观点、理想和意志等，并非空无一切。审美感情的源泉在于社会生活。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文艺审美同时又是超越物质功利欲求的。它不离感性生活，但又不是局限于、停留于感性生活现象本身，又是要通过对感性生活现象的再体验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这和禅宗不离“挑柴担水”等感性生活，却又不局限、停留于此，而要体悟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是相通与一致的。 第二，这种精神境界，不是文字语言和逻辑概念所能直说的。按禅宗的话，就叫“说似一物即不中”（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所以，“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如果把它直说成某一确定的概念，就会“死于句下”。为什么不能直说？康德说得好：“审美意会就是想象力里的那一表象（意象）。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确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与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言语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0页。商务印书馆。）因此这种精神境界，只能通过饱含情咸、并诉诸直觉体验的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感动接受者，使之感悟到形象体系蕴含的、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言外的不尽之意”，诱导人们去寻求那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禅宗与文艺有异有同。其差异显：禅宗悟道舍筏，不要文字和形象。文艺不能“得意忘形”。得意之时和之后，仍然欣尝和回味其形象的美。“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还是有赖于这些形象的启迪、诱导、传达、暗示，永远离不开文字、语言、线条、音响等构筑的形象。但，文艺与禅宗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相通相同之处：都不能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直说，不能“死于句下”，不能局限、停留于用耳目去直接感受音、线、形、字的表面，而必须用心去体验、感悟音、线、形、字所构成的形象背后的“象外之象”，诱导人们去感悟那符合人的本性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禅宗给文艺美学的重要启发是：文艺审美的本体是寻求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其方法是通过对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饱含感情的描写，以抒情写意，体现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对自由解放境界的理想追求，诉诸接受者，让他们通过对形象的耳目声色的欣赏之娱，体验到愉意畅神的自由解放的美感境界。三、禅宗的“拈花”传说与黄庭坚的“桃花”诗禅宗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拈花微笑”的传说吗？我们明白了上述要点，就可以对那个传说有更深广的体会。这种体会又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更深切地明白上述要点。传说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若干年后，达摩回天竺前，问弟子“何为道法”。道副说：“不执文字，不立文字。”达摩说：“汝得吾皮。” 慧可默然无言，礼拜后，依位而立。达摩赞许说：“汝得吾髓。”（注：《景德传灯录》卷3。）这两个传说都体现了禅宗“说似一物即不中”的精神。因为，真如“第一义”不可言说，只能妙悟，要求心领神会，心心相印。本文共4页:第[1]2[3][4]页;中国古典美学很重视这一点。王士祯说：“严沧浪以禅喻诗，……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注：《带经堂诗话》卷3《微喻类》。）王夫之说：“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且如飞蓬何首可搔，而不妨云搔首。以理求之，讵不蹭蹬？”（注：《古诗评选》卷4，司马彪《杂诗》。）叶燮也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感受称为“不可名言之理”（注：《原诗》内篇。）。苏轼说：“赋诗必此诗，见与儿童邻”（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画花就局限于赋意于花，这不是艺术。见到花，就只知道花，这就是“死于句下”。迦叶见花，因为能与世尊心心相印，体悟到“真如”无限生机自由流动的精神境界，所以“破颜微笑”，产生出无尚愉悦的美感。苏轼有两句偈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注：《十八大阿罗汉颂》。）。王士祯说：“此颂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注：《带经堂诗话》卷3，《清言类》。）。杨万里的诗：“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注：《和李天麟二首》。）就是超越了柏树和桃花，参悟到了妙谛。参悟，就是融进了理性智慧的直觉体验，对自由境界的契合和领会。董潮有首词：“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禅心。”也表明了：桃花燕子的审美意义，正在于它们体现了禅宗寻求感悟的心性境界。人们常常纳闷于不可理解：禅宗何以经常答非所问。例如：“问如何是佛？师曰：干屎橛。”（注：《五灯会无》卷15，云门文偃。卷3，黑眼和尚。）“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汉，不知秤畔星。”（注：《五灯会无》卷15，云门文偃。卷3，黑眼和尚。）意为：这都是不可回答的假问题，并暗示佛法和真如不可言说，只可意会感悟；说似一物即不中了。有时，禅宗又常以自然界生意盎然的景象来作启发式的回答问题。例如，上述的“拈花微笑”。又如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注：《景德传灯录》卷6。）这都是以自然景象暗示“佛法”和“真如”是一种只可意悟的充满流动生机的自由境界。南宋的罗大经说：对于《诗经》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等诗句，都要“见天地之心”，诗人“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注：《鹤林玉露》乙编卷3。）。这可启发我们认识到，禅宗的真如、涅ｐáｎ＠①境界和诗的空灵意境，不是枯寂空无，而是包容活泼生命、自由生机的。所以，苏轼说：“空故纳万境”。禅宗和诗文审美的“妙悟”也非虚空的无念，而是包容了活泼感受和想象移情的感悟妙得。所以，苏轼说：“静故了群动”。正如清代杨益豫所说：“当夫水流花放，悟彻慧通，融然杳然，至不生不灭而不知者，禅象也，抑诗境也？”（注：僧含澈编《方外诗选》序。）禅象与诗境，佛性与人性，都有自然流转的自由生机。它们的表现，也出于自然。对它们的感悟，也出于自然。这一切都如同“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注：张元千《芦川归来集》卷9《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它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饥来吃饭，困来打眠”，“随缘自在”，“任运无束”，也是自然。正如寒山的诗：“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所表现的也是一种任运自然的审美感。我们领悟了“拈花微笑”的这些意蕴，就可以较真切深入地领悟四川省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上“碑林”周围石刻中的一首黄庭坚的诗：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假如我们不知道禅宗“拈花微笑”的意蕴，就很难领悟黄庭坚这首诗的诗意。这首诗可以和必须和“拈花微笑”传说相互参证和体悟。明白了这首诗，也会更深领会“拈花微笑”的禅宗意蕴。这首诗使我们感受到：黄庭坚到凌云见大佛一笑，如见世尊拈花，终于发出心心相印的会心微笑。他寻找了三十年的“真如”境界，很象海德格尔要寻找的“精神家园”；他顿悟到这境界，就像飘泊的游子找到了“家”。禅宗认为，悟道是不论年龄和费功长短，不必面壁枯坐冥想的；什么时候能“一超直入如来地，”就什么时候能得道成佛。只要悟得自心清净佛性，即使不削发入寺，斋戒焚香也能无往不适，随缘任运。任何时候，飘泊到天涯任何一处，也能适性自由，欣然愉悦。我们从这首诗的字面背后，感受到了“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内含的他们心心相印、顿悟到的真如境界。这种境界，内涵丰富，永恒流转，生生不息，不可言说。因此，我们把它表述为类似文艺审美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当然也只能是道其精神于万一，只能是意会领悟其精神于大概近似，以便有助于人们感悟到它。为什么黄庭坚在诗中说，见了桃花就感到“三十年来始到家”呢？ 这还需要了解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的典故。据《五灯会元》卷四《灵云志勤禅师》记载：志勤禅师“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沩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志勤把自己寻求悟禅比作张华寻求于将、莫邪二剑，一见桃花后就能从桃花美艳形态顿悟到自由解放的蓬勃生机，当下直入真如佛性，因而悟禅，这就成了有名的典故。《五灯会元》卷十八载：宋代黄龙派门人，慧日雅禅师之法嗣，觉海法因庵主，有一首开悟诗：“岩上桃药开，华从何处来？灵云才一见，回首舞三台。”《五灯会元》卷十九载：宋代杨歧派门人，太平勤禅师之法嗣，何山守ｘúｎ＠③，有一首开悟诗：“终日看天不举头，桃花烂漫始抬眸。饶君更有遮天，透得牢关即便休。”于此可见，禅宗常借“桃花”以喻悟道。黄庭坚持中说：“三十年来始到家”，这里说的“三十年”也可能并非实指，而是喻其长持不懈。唐代高僧药山惟俨的法嗣，船子德诚禅师在其著名的拨棹歌中写道：“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钩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就体现了他要重新栽竹作竿垂钩，三十年求道不得不休精神，与志勤禅师三十年寻剑客、黄庭坚三十年寻家园的悟道精神是同一的。他们都说“三十年”，可能都非恰好实指三十年，而是喻其长期求道、坚持不懈的精神。黄庭坚说“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则是说，顿悟得道后，不必再见桃花，即使到天涯海角都是沉浸在禅道境界中了。本文共4页:第[1][2]3[4]页;黄庭坚常用禅宗顿悟净心，寻求澄澈自由的境界，如：“苦竹绕莲塘，自悦鱼鸟性”（《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之一），“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等。可见，黄庭坚“桃花”诗，咏其顿悟禅境，也不是偶然的。“桃花”诗旨在咏其寻道悟禅，而桃花只是佛性的一种载体和体现。悟禅，要通过形象载体，直悟其蕴含的自由解放的境界。从黄庭坚的“桃花”诗，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悟禅与文艺审美的相通之处。四、禅宗美学与恩格斯、海德格尔的参证 文艺，从政治学角度看，在阶级社会中总要不同程度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利益。从社会学角度看，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那么，它和政治、宗教、科学、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又何在呢？就在于它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审美，是它特有的本质特征。审美，又有何特征呢？举其最主要之点来说，一是超越物质功利欲念，不谋求占有，而着眼于欣赏以得美感，从生理快适达到心理愉悦。二是必须通过对于饱含感情（背后有观点、趣味、理想、意志）的形象，欣赏其形式能给人耳目声色之娱，其内容符合人类进步理想，不仅能愉人情意，更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深层意蕴，能畅人神志，能使人提升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从生理到（主要是）心理的愉悦美感。因此，从禅宗给我们的启发，我们可以认识到：文艺和审美的本体，最主要的是人类进步理想追求的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这是有着人类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不同的文艺作品在反映现实与抒情达意上总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其“一般”中就应不同程度地体现这种符合人类进步理想、有着人类终级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寻求此种精神境界的内涵越大越强，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就越大越强。这种审美价值，要符合人类从对现实不满意、不满足而产生的超越现实经验的进步理想。它不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符合现实效益需要的“价值”，而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例如毛泽东所说的文艺来自生活、但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更理想更有普遍性，就是超越现实已有事实的。文艺要描绘已有的生活现象，但要体现寻求理想的美学追求。这种体现越充分越强烈，其审美价值越高。从方法上，禅宗的启发是：这种精神境界不可言说，只可意会和感悟，要体验。有理性融于其中，但如盐溶于水，有味无痕。它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通过形象动人以情，诱人进入境界，是文艺和审美最好的方法。我们这种认识，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与文艺观，而是克服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理解，真正深入到文艺和审美的本来面目及其真谛。请看恩格斯记述的亲身经历的一次审美体验：“你攀上船关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头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注：恩格斯：《风景》。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3页。） 恩格斯说去掉烦恼和杂念，融入自由的无限精神，岂不是很近似于禅宗无杂念妄虑而悟入“真如”的自由境界么？这不正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么？对于禅宗的顿悟真如，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扬弃和运用。有些人只局限于把它理解为恬淡的自然境界，很少想到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对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和应该寻找它们背后蕴含的对自由解放境界的追求。我们还可试看寻求“精神家园”的海德格尔对于梵高名画是怎样感受的。他说，梵高的绘画并不说明鞋是由什么做的，有何功用，而是让我们感到“劳动者艰辛的步履”，农妇在“料峭的风中通过广阔与单调的田野的步履的凝重与坚韧”。“在这双鞋里，回响着大地的召唤，……浸透着对面包之必然需求的无怨无艾的忧虑，浸透着克服贫困之后的必然喜悦”，这幅画“使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世界。”“诗不是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一切艺术在本性上都是诗，……而诗的本性是真理的确立。”“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活动着。”“真理意味着真实者的本性。我们是通过存在者的无遮蔽状态来思这种本性的。”他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假如生活是十足的辛劳，……只要善——这纯真者仍与他的心同在，他就乐意按照神性来测度自身。……神乃人的尺度。人建功立业，但他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那被称做神的形象的人，较之夜的充满星辉的夜色，更为纯真。”《诗·语言·思》的英译者说：海德格尔此书“是对诗性在人的生命中所具有构成作用的根本性思索”。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人所从事的活动中之最纯真者……人在大地的真正栖居，人的此在，却是诗意的”。“他提醒受无情时间摆布的、终日操心劳顿的世人，什么是真正伟大和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诗人才对他们‘敞开’，……这才是根本意义上的‘归家’。”（注：《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等译。第28，30，44，65，67，34，197，314，340，345，35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现在已有很多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诗学思想与禅宗是相通的。两者有何异同，是需要作另一番认真研究比较的。从这里简要的提示中，我们可以感到：两者在追求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及对它的审美感悟上，有很多相通与相似之处。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感受到：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它与西方现代美学思潮可以相互参悟。对禅宗有所选取、吸收、改造、批判和“扬弃”，结合对中外古今美学遗产的研究，无疑能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巨大而极其重要的帮助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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