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中村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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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城中村”研究述评　　　　一、研究领域　　　　(一)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和诠释　　1　关于“城中村”的内涵。“城中村”被广泛运用于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是在2000年前后，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代堂平从地域、社会关系角度认为：“城中村”是指从地域角度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就其社会属性来讲，仍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李俊夫从土地产权和土地利用角度认识：“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结合部，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是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张建明从外部景观和思想观念角度认为，“城中

2、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　　2　关于“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田莉认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不足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李立勋将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因素。吴晓则认为，在缺乏资源和远见的背景下，城市为获取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妥协性征地政策，造成了“城中村”问题。周大鸣、郑庆昌等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

3、是“城中村”产生的主要原因。李培林指出，“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单位制”的块状管理。蓝宇蕴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而村落历史的认同感则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性因素。　　3　关于“城中村”形成演变机制。对于“城中村”的形成演变机制，很多学者都作了探究。张建明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村城市化的大背景、城市发展提供了总动力、土地制度成为主要因素、规划的失误和管理的不善成了加速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是制度壁垒，以上

4、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城中村”。李立勋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及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演变。常辉从空间扩张、体制竞争和城乡文化交流三方面分析其变迁演变的机制。　　4　关于“城中村”的类型。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分类。张建明根据广州市“城中村”的资料，把“城中村”分为三类：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土地资源充足型。常辉对西安、广州的“城中村”进行分析对比后，归纳提出了目前“城中村”三种主要发展阶段的形态类型。李培林按地理位置将“城中村”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城外村”三类。吴晓从社区构成和

5、组织的角度把“城中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同乡、同村、同业或同族为群体聚居，以地缘、亲缘、业缘为基本纽带的缘聚型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另一类则是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性纽带或产业体系、居民混杂的混居型聚居区。　　5　关于“城中村”的文化观念。李培林、周大鸣等认为，“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被动性和激进性，传统农村文化尚未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村民难以适从；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并未带来村民素质的提高，中青年村民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凸显。丘海雄提出“二世祖”等概念。刘钧演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下，道德品质的没落，法律意识的淡薄日益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程中的

6、主要障碍。　　(二)关于“城中村”治理的研究　　1　总体性治理思路。田莉、房庆方等从村镇预先规划、城市发展统一开发，出台规范“城中村”法规政策等角度提出了总体性治理建议。李弱通过分析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实例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城中村”改造应注意到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需要。李培林则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困难不仅在于生活改善，也不仅在于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网络的重组。韩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城中

7、村”改造要调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利益均衡。　　2　具体治理模式和策略。张立生认为，可以在新城建设或城市用地扩展时引入农业景观，将“城中村”改造成“都市型农业社区”张建明和李立勋等强调对“城中村”建设景观进行改造，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流程为“拆迁一补偿一重新安置”。郑静、郑庆昌等提出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直接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陈鹏认为，在政府职能上应从政府主导向政策引导转变，在土地制度上应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在改造模式上应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

8、变，在优惠政策上应从宽建设向宽用地转变，在管理理念上应从强制管理向协调管治转变。　　　　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