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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孔子:两个、三个还是多个?——《史记·孔子世家》细读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孔子:两个、三个还是多个?——《史记·孔子世家》细读论文.freelultifaceted),而其思想意旨亦常常是“多声道的”(multi-voice-channel)。其实,历史上早就曾有过多次所谓“真假孔子”之争了,而且似乎从未有过哪个人会认为自己的“孔子”不是那个“真孔子”;即使时至今日,毋庸讳言,这一成见却依然故我、方兴未艾,甚至在当下到处充斥着“多元”、“多义”的价值相对主义(relativism)、绝对的相对主义或者叫做虚无主义(nihilism)的现代或后现代的(post-modern)旗帜下还大有一股“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于是乎,我们总会看到,诸多林林
2、总总、形形色色、无花八门、不着边际的“孔子”生焉。但其中的问题却是,2550多年前的孔子到底有几个?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多个?若除却古往今来、不同时代,因应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之需而为人强加于孔子本人身上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或充斥着“神圣化”(sacrificed)或极尽于“妖魔化”(evilized)色彩的诸多外衣,则势必会发现,历史上本己或属人的(personal)孔子,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的和不可重复的,只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三个、三个以上甚至于多个——少而精,多则祸。一、“三个孔子”据《论语》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3、,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由此可见,本己或属人的孔子,其思想意象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经历过一个自然生发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同时又总是伴随着其年龄的不断自然增长而逐渐发生着不尽相同、气象万千的变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且这一思想变化又是他本人亲口说出的。于是乎,便不能不引起汉语思想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要知道,这一细节太重要了。早在1990年代,张秉楠先生即在其发表的《礼仁中庸——孔子思想的演进》一文之中明确指出,孔
4、子一生思想的发展历程当分作“礼”、“仁”、“中庸”三个时期。并且指出,孔子三十七自齐返鲁为其思想前期与中期的分界,而六十居陈则为其思想中期与后期的分界。孔子前期立论多与“礼”有关,而其有关于“仁”的主要论述则集中在中期,至于“中庸”、“中行”则是其居陈以后的新提法。于是更由此而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孔子思想的演进,当以“礼—仁—中庸”为基本脉络。此外,在他看来,孔子这一思想演进的历程,不仅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大体上符合孔子对其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而所作的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具体而生动的
5、时间表述2。这一认识和看法,不仅应当说是颇具说服力的,而且也应当说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与此同时,无独有偶,郭沂先生亦尝作如是观:“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而且,这三个阶段又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3——这一意见,也应当说是十分独到、颇有见地的,而且亦大概可称之为不争之言、不易之论。从总体上说,两种意见似乎在说着同一个意思;而在这同一意思之下的孔子,好像已不再是一个,而是三个——即“前期”/“早年”“礼”/“礼学”的孔子、“中期”/“中年”“仁”/“仁学”的孔子和“晚期”/“晚年”“中庸”/
6、“易学”的孔子。如此理解,大概不会有错。总的来说,这两种关于“三个孔子”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并不意味着它们便没有什么商榷之处。仅就前一种意见而言,其立论显然是源自于《史记孔子世家》。因为今日若考察孔子的行年,除了《左传》和《论语》等文献中的一些支言片语外,相关的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资料,大概就要算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4了。然而遗憾的是,太史公在那里,似乎并没有那样说——不但没有明确地说,甚至于连一点儿有关的暗示都没有。那里的孔子,似乎自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或者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5——也就是从他五十四、五岁的时候起,就已开始“去鲁”并从
7、此而开始了其长达十三、十四或十五年6的颠沛流离、周游列国的流亡生涯了;直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而“归鲁”、“反乎鲁”,十几年间,作为一位“流亡哲人”的孔子,其思想似乎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此期间居无定所、飘乎不定的孔子,其思想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正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7——此乃人之常情,而且更是“哲人的孔子”当是时也之最基本的现实处境,因而大概不难理解。况且《论语》中显然已是晚年的孔子,何以在谈到自己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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