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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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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制度视野中的现代企业理论:框架与意义论文.freelanyam)和桑贾尔拉尔(AanjayaLall)承认:“发展经济学这个分支并没有成功地消灭落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科它失败了……它的灭亡是受到欢迎的。”2(P2)对此,缪尔达尔的概括一语中的:“……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以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2、也正是现代企业理论面临困境的原因,其实这是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一个基本缺陷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往往采用要素还原主义的手法从构成制度的“最小”单位入手直接试图说明制度整体的活动;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一般还认为,经济系统变化存在唯一的均衡点,只要具备几个基本的关键要素,一个经济系统都会迅速地收敛于那个唯一的均衡。正因如此,西方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理解主要遵循了经济人之间交易契约的逻辑,而且暗含了企业“同质”的假定。而事实上,一方面,企业并非天然存在,经济人也不是构成制度的“最小”单位,两者都是以一定的制度前提为基础的,这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产权原则、合约原则、法治原则;另一方面,如同新经济社会
3、学(TheNeicLife)所揭示出的,现实的人并非是生活于孤岛上的鲁滨逊,而是都带有特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人的选择集是受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限定的,人的选择理性也不例外。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出发,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视了经济人和经济组织对于社会的“嵌入性”。在此基础上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理性是“社会定位”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企业组织和制度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与“社会建构”思想进行挖掘发现: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原子式”与同质性假定而提出的企业制度创新路
4、径(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不同,给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前提,遵循(初始制度环境→异质性经济人→多样化博弈均衡形式→多种“次优”制度安排)的路径,一方面,企业是否会通过交易契约的逻辑而成立并获得成长,取决于一定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初始制度环境的不同,可能存在多重的博弈均衡样式即不同的企业制度模式,并且也都是最有“适应性效率”①的。对于西方社会,就第一方面而言,尽管其制度系统带有一定的一般性,但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性质,企业赖以成立和成长的制度前提条件的形成是自然的和不证自明的,不需刻意强调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变为了经济实践和理论中的隐含前提,并且也缺乏相关
5、的制度创新经验;就第二方面而言,虽然事实上其企业制度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博弈均衡样式,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赋予了“一般性”和“现代性”的色彩。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后发、转轨国家而言,一方面,企业并不一定是天然存在或事先给定的,如果不能提供基本的制度基础或前提,就很难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由于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这必然是一个“过程创新”的过程;另一方面,因由自身独有的“异质性”制度环境,遵循适应性效率原则,其企业制度安排也必然是“异质性”的,这又是一个“目标创新”的过程。既然企
6、业制度建设是“目标创新”和“过程创新”的统一,那么,缺乏宏观制度之维的西方企业理论,又怎能放射出其自诩的“一般性”光芒,怎能完成其所谓的“现代性”使命呢?由此可知,现代企业理论本质上是西方企业理论,其要想对中国等转轨国家的企业制度建设实践有所助益,就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赋予自身以宏观制度之维,在实践上重视中西方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现代企业理论引入宏观制度之维,主要就是要具体考察企业制度安排与宏观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考察企业何以可能,即要考察企业成长对制度环境的一般性要求;其二,考察企业制度模式何以可能,即要考察企业制度一般在异质性制度环境当中的特殊
7、表现形式。在宏观制度之维的第一个层面,主要涉及到一个制度演进过程中“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的均衡与演进问题。①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间动态博弈均衡的代表,本质上属于一种“内部规则”,企业制度创新是一个内生性过程,但这一过程只有在一定的外在制度前提下才能够得以进行。事实上,与科斯从交易成本角度对企业与市场进行的区分不同,对于后发和转轨国家来说企业制度创新首先是一个和市场发育高度契合的制度演进过程,或可以说市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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