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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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三四十年代相比，显得比较寥落。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论者蜂起，百家争鸣，令人鼓舞。十年“文革”，它便沉寂下去，忠实而执着的研究者，也只能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坦途，中国史学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迎来了它的春天，步入了它的发展时期。概而言之，这5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活跃走向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远未终结，但其前景确实使人充满信心。一从寥落走向活跃：关于中国

2、史学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低潮。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则是十分突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

3、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一)关于史学史研究的讨论。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见1961年1月4日《光明日报》载吴高明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1961年12月6日《光明日报》载《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1962年3月13日《文汇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

4、论》，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载郭澎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

5、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1]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

6、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例如：北京地区的讨论，很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包含着三种规律：第一种是中国社会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反映，史学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种规律是一定时期的史学跟当代学术文化的交互关系。多数同志认为，史家下笔，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写到史书里去，也必然在写书时表达出自己的才华。这就是说，史学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等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第三种规律是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也牵涉到中国史学的特点问题。多数同志认为，一定时期的史学除跟当时社会、当时学术思想有关外，还有本身

7、的承前启后关系，就是对前人的史学有所继承，并且也使后人有所继承。这种长期继承性的发展，使中国史学形成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路数。有人认为，中国衔接不绝的“正史”，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科学多方面，应该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有人认为，从很久以前，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历史，注意外国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史学的特点。[3]上海地区的讨论，在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升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

8、史学斗争的历史。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