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构中的制度与修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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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重构中的制度与修养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可能不是贫穷、也不是愚昧，而是缺德。因为贫穷或愚昧不一定会缺德，而缺德最后必定会加剧贫穷或愚昧。在当代中国一波三折的发展过程中，贫穷与愚昧虽然正呈现慢慢消除的迹象，但是，每个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感受到深刻的道德危机。伴随着这种危机而来的是一片沮丧、焦虑以至愤怒的情绪的蔓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一种/"世纪末/"式的谴责或预言.freel和libertarianism，指出后者不象前者结合自由和平等，在前者看来，便是对社会经济的过分不平等的纵容。经历马克思主义者的

2、尖锐批评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开始重视经济领域的道德诉求。然而，自由主义果真能促进我们的道德生活吗？如果是，那么如何解释实施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里，粗俗、自私、奸诈甚至残忍等现象依然令人不安地存在着呢？象麦金太尔这样的左翼思想家就会把问题根源追溯到启蒙运动的道德规划上。4对此，现代自由主义者有不同的应对方式：第一，强调自由主义本身有丰富但被忽视了的道德资源，只要加以发掘即可。第二，要求自由主义同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结合，从而发挥其转变世界的革命性作用。第三，坚持自由主义的边界意识，固守其在一般道德问题上的中立。5罗尔斯的/

3、"政治自由主义/"融合了第一与第三两种观点，即既强调其道德价值，又坚持其边界意识。他声称其学说主要是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是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生活教义（prehensivedoctrines）。自由主义者设计这种制度的目的，是想通过对恶的行为的防范来保障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而非指导人们选择最美好的人生。自由主义也不是没有提倡任何道德观念，而是在道德要求上比较低调，例如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不同信仰的宽容（相对于大公无私之类而言）。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消极态度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不知道何处存在一套人们一致接受的关于美好的人生的标准

4、。虽然很多宗教或文化传统都对此有各自的答案，但这些答案之间不相一致甚至有冲突。如果借政治力量或通过制度安排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构成对具有不同信仰的人的个人自由的损害。就此而言，罗尔斯与柏林的立场非常接近。罗尔斯的贡献在于，把最高的善，道德的根源之类形而上学或宗教的问题从政治概念中分离出去后，用/"交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的概念，架构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政治沟通的桥梁。而这种共识之所以可能存在，就在于假定人是理智的，而理智的人能够接受人是自由平等的的观念，从而在交往中接受/"互惠准则/"

5、（criterionofreciprocity）。接受这一准则，就能接受和运用宪政民主的程序。/"交叠共识/"概念的启发性在于，一方面，它肯定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可以并行不悖；另一方面，预设不同文化价值都具有理性的内涵，从而也预设人具有相应的道德素质。这实质上也就是暗示它有赖于各种道德资源的支持。这提示我们，指责自由主义没有祟高的道德热情是对它的功能缺乏应有的认识，而以为仅依靠一种制度建设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各种道德难题也是天真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是阻止道德过份堕落的防线，而它的建立则以大多数人具有良好

6、的道德信念为前提。所以说，政治自由主义给全面的社会道德建设留下广阔的空间。三、人格修养的文化资源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首先出现在西方，它与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文化传统有深切的关联。罗尔斯就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包括更一般的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是宗教改革以及随后十六、十七世纪关系宗教宽容的漫长争论。基督教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宽容精神，支持了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宪政民主。所以，当政治自由的原则同特定的传统中包容性的生活教义分离开后，以普遍价值的姿态进入其它文化区域时，能否得到其它文化道德资源的支持，是其能否成功发挥

7、作用的关键。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或儒家传统的代言人，常称自己的祖国为/"文明礼义/"之邦。这表明道德操守至少是这一传统大力倡导的价值。但是，当它同以启蒙为主流的西方文化遭遇时，整个道德体系却被指斥为不道德的，而且，儒家得为此承担责任。这一情形，由于海外新儒学（区别于/"现代新儒家/"）的影响，90年代后在大陆的慢慢起变化。敌视被同情所取代。然而，面对当今的道德困境，自由主义者仍然不重视（实际可能是不相信）儒家传统的作用。而文化保守主义者除了表达道德义愤之外，思想建树也太单薄。既然自由主义给道德建设留下空间，而儒学又曾拥有自己

8、相应的思想资源，在这种情势下儒学就不能缺席。（站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并不排除对儒学以外的其它道德资源的运用。）传统儒学当然是一套具有广泛包容性的价值体系，进入近代以后，它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反思儒学在近代转型中的挫折，有两个问题得加以强调。其一，必须把普遍（或基本）道德价值同由特定制度或习俗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