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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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第1...　摘要：近年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上。文章从收入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收入分配不均、税费负担过重和社会保险不充分、商业保险不发达等几个方面分析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因素，以期今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重点转移到扩大消费需求上来。关键词：消费需求；收入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收入不均等；税费负担；保险自从凯恩斯在《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提出消费函数理论以来，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造就了许多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因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n)因恒久收入假说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学者近年对消费问题的日益关注，研究成果颇丰。在积极财政政策连续实行多年，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不振宏观经济形势下，此文就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探求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宏观政策路径。根据刘树成等人（2002）的研究我国自1999年以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消费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出口呈负贡献或微贡献，而投资的贡献在逐年加大[1]。就目前国内现状分析，笔者认为是消费需求不足，而非投资需求不足。我们讲宏观调控是年度调控，而年度宏观调控要想取得效果只有需求政策管理，这是凯恩斯主义最拿手的，凯恩斯理论认为，消费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投资也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消费很稳定，而投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短期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果较为显著，因此，中国近年积极财政政策选择了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四年多来，这一政策的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效应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而打破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才是更为可怕的。一、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和流动型约束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1997-2001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均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7.8%。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过分低于经济增长率年均7.8%，大大低于政府收入增长率年均17.2%，这使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扩张消费需求直接受制，间接影响投资需求的扩张；而同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1997-2001年均增长率为14.3%）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更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不改变这种趋势，扩大内需将任重道远。Dardanoni(1991)检验跨地区英国农户的数据，结果发现60%以上的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风险（不确定性）的预防[2]。Zeldes(1989)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是，假定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将减少谨慎储蓄的比例，增加一定量消费[3]。李焰（1999）研究指出，50%以上的居民储蓄是因为流动性约束和较低收入水平的未来特定的支出[4]。袁志刚和宋铮（1999）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谨慎储蓄的上升与流动性约束所造成的居民住房和教育支出水平的缓慢增长，导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5]。刘建国（1999）的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消费倾向较低是因为产权模糊、政府干预以及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导致的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不断提高[6]。万广华等（2001）研究表明，流动性约束型消费所占比重的上升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大，造成了中国目前的低消费增长和内需不均。并且流动型约束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二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导致了居民现期消费水平和预期消费增长率的同时下降[7]。从上述文献来看，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和流动性约束是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由于居民跨时期消费行为、基于收入差距的消费行为差距和消费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三个因素，是中国居民消费的流动型约束不断加剧，居民需要积累足够的流动性资产，才会进入更高一级的或大宗的商品消费市场，为此，居民推迟现期消费，进行储蓄。可见，扩大消费增长，改变储蓄存款的增长趋势，政府要做的是必须减小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和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市场，以释解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当前可通过财政贴息以缓解人们的流动性约束，推进银行消费信贷增加住房和耐用品的消费。二、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国内消费搞不上去，与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直接相关。刘文斌（2000）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8]，根据朱国林等人（2002）的研究，我国总消费与收入分配有密切的关系，收入分配明显影响总消费水平，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十分严重，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9]。根据赵人伟等（1999）的研究[10]，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城镇还是农村，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都是呈上升趋势，并且近年基尼系数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78年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和0.16，到1995年上升到0.34和0.29，全国为0.42。如果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2001）的估算[11]，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将使全国基尼系数年均上升17.64%，这样，全国基尼系数最高的1995年就到了0.523，最低的1994年也超过了0.4。根据权衡（2002）的实证分析，基尼系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则逐年下降[12]。据赵人伟等（1999）计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指数已达3.71，远高于国际平均指数1.7[10]。《中国统计年鉴2001》数字显示，2000年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2253.4元，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5倍。可见，收入分配不均已相当严重；藏旭恒和刘达可（1999）的研究表明，6%的人口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48%以上[13]；2001年“两会”期间曾公开报道，在全国范围内1%的人口拥有了40%左右的财富。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会加剧居民消费的流动型约束，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制约中国消费的增长。Zeldes(1989)验证结果是，在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前提下，收入为200美元的个人消费将比在不确定性下提高20%的幅度，而收入达到500美元的个人消费提升的幅度仅为7%[3]，也就是说，增加等量的收入，穷人要比富人多增加消费。因此收入分配不均会影响社会消费总量和结构。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绝大多数人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居中间阶层的人，有一定的财富而有能力消费，但因市场能够提供刺激他们消费的新产品不多，也不去消费，这类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产阶层，有人因此认为政策的重点也应放在促进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上[14]。但是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已接近饱和，因此，国家出台的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增加公务员工资、开办消费信贷等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显著的原因主要在此。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农村这块需求搞上去，任何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都难以持久。调查资料显示，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8.5%，到2000年却降到38%。中国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是农民无钱购买消费。有人疑惑中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却出现了买方市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进入不了消费市场直接相关。三、税费负担过重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方面是发行国债，进行政府投资；另一方面使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尽管为了鼓励投资而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实行企业设备投资冲抵企业所得税政策；为了鼓励出口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达到了15%以上等措施。但是这几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率（1997-2001年均增长率为16.9%）大大超过GDP增长率。以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表示的边际宏观税率远高于以税收收入占GDP比例表示的宏观税率，包括各种规范性的、非规范性的费用收入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广义宏观税负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15]。而税收增长过快必将冲抵增发国债进行财政投资支出的扩张效应；边际宏观税率过高，在年度内纳税人因应税而使其财富积累减速很快，会使纳税人受到税收的扭曲性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边际替代效应。1998年以来，每年增加的税收收入均超过当年发行的特别建设国债收入；自1999年11月开征利息税到2002年底已累计征收利息税700亿元；虽然中国目前在税制结构上是以间接税为主，从1999-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含海关代征的两税）之和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3.51%、70.34%和65.42%，内外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同期比例仅分别为15.91%、19.18%和24.91%；但是从税收结构的增长速度上来看，个人所得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速要远高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及其他税种的增速，2001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收增长占整个税收增长额的48%，包括利息税在内的所得税的高速增长，导致纳税人可供投资和消费的收入减少，这可能是政府投资增加而民间投资、民间消费难真正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据朱广平与石凤琴（2002）的研究发现，从1981-1999年20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而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却基本出现了相反的格局，即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远快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多数年份也是快于东部地区[16]。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的格局。导致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税收负担苦乐不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低不一和税收政策的地区差异。从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平均收入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平均收入较高的东部地区居民的，也使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数作用呈现在中西部要强于在东部。但多年西部的税收增长快于东部的税收增长现实，客观上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消费和投资超额缺口。中国近年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把预算赤字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的必要手段来达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布坎南对此做出过批评，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Sims（199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01,(4).[12]权衡,等.收入分配差距的增长效应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J].管理世界,2002,(5).[13]藏旭恒,刘达可.我国消费需求态势分析与政策选择[J].南开经济研究,1999,(1).[14]刘溶沧,刘晓路.积极财政政策：形势判断和走势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5]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研究,2002,（2）.[16]朱广平,石凤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格局研究[J].经济评论,2002,(1).[17]Sims,C.A.,1994.“ASimpleModelfortheStudyoftheDeterminationofthePriceLevelandInteractionofMoaryandFiscalPolicy”.EconomicTheory4,pp.381-399.[18].,1995.“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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