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诉求视野中的当代农村家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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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益诉求视野中的当代农村家族论文.freeli—zation)状态，农民难以自发组建应对现行博弈格局的现代社团。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格局下，农民利用传统资源，以家族为载体，实现自身的组织化、结构化，为自身权益的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利益分化也渐成趋势，但要形成稳定多元的利益格局，则需借助于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改革以来，农村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一点就是，作为政治权利主体的农民“原子化”。那么农民在与各种权力主体如乡村各级干部、执法人员等等发生关系时，客观上就形成了极

2、不均衡的利益博弈双方。而农村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处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基层，高昂的监督成本往往为政策与法制的变通和权力的非正常运作提供了空间。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常常基于自身的利益，违背中央的政策，任意加重农民的负担。还有就是，一些乡村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在监督失效和制衡无力的情况下，往往滥用权力，侵害农民利益。于建嵘在湖南所调查到的事实无疑是有力的例证。作为个体的农民正是因为组织上的弱势遭受了不正常的权力侵害，以至利益受损。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家族组织对农民起到一

3、定的保护作用，成为制约正式权力的一种势力。据贺雪峰等人对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民负担、乡村两级债务状况的调查，结果(如表2)显示，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为正式组织的缺失而主要体现为家族意识弱。这就是说，在家族意识较强的地方，农民的利益能得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反之，在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地方，“原子化”的农民往往因要承受更多的负担而遭受利益侵害。三、参与村民自治，助推乡村民主家族活动与村民自治的纠葛则一直是政界密切关注的动向和学界着力研究的

4、焦点。村民自治的制度内涵是“民主”、“法治”和“自治”，这些理念及其实践，确定了国家权力的边界，也扩大了民间社会的空间。我们必须看到，村民自治为家族整合到乡村政治体系中提供了一条合适的路径。正如有学者形象地称村委会选举为乡村各种力量角逐村庄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和合法性“人口”。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在乡村文化网络中发掘乡村社会的传统资源，从而形成合法性的地方权威。这就为实现农村政治的有序及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合理对接提供了条件。家族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家族遵从村民自治的规

5、则，合法地参与选举，进入乡村政治，符合农民的利益要求，也体现了村民自治的精神。应该说，村民自治对家族在乡村政治体系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和合理的整合。家族参与村民自治，应是无可厚非的事。主体成员都是农民的家族参与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活动，不仅符合这一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而且因为农民积极地政治参与而对制度实践具有一定的助推和完善作用，诚如肖唐镖所强调，“对村委会选举而言，宗族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一股破坏性力量，相反却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但有人担忧，在村民自治活动中，

6、家族组织和同宗心理作为传统因素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是不良的力量甚至反面的力量，应当清除。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偏见的。对此，贺雪峰先生有精到的论述：事实上，宗族活动在某些时候也可以成为民主进入乡村社会的正面力量。例如，在乡镇行政操纵村委会选举的情况下，分散的农民根本不可能成为抵制乡镇行政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通过两种形式与乡镇行政抗争。第一种形式是消极抵制，不配合。这种形式的效果显然也是消极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种种办法联合起来抵制乡镇行政不正当的操纵。这种可以组织起来的最基本的资源是宗族。再如，

7、在某些村的村委会选举中，不同大姓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仅可以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最有效地让村民体验到民主选举的法律制度进入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快慰。也正是在激烈的竞选中，才有可能形成民主所需要的妥协、宽容精神和竞选者对民意的尊重。至于常见的对村民选举中家族大姓“压迫”小姓的指责，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主选举中一般而言都会使多数一方占优，即使放大至国家，多数族群一方的胜出也是自然的，这正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这与其说是家族操控村委选举乃至公共权力现象，毋宁说是现代民主选举的“多数原则”

8、所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出于利益协调的考虑，应让少数一方在村委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选举的技术处理和细节规定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姓氏(族)内不同堂之间也往往进行激烈的选举竞争与权力角逐。这一竞争所造成的内部制衡保证了乡村民主的实现和纠错机制的形成。其实，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无论是不同姓氏(族)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是同族内不同堂之间的有力制衡，都是农民对民主的合法参与和真正体验。这对于“草根民主”在农村社会的生成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种所谓家族排他性干扰村民选举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