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趋势研究

《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趋势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趋势研究[摘要]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开展行政问责的实践，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各种配套制度和机制尚未健全，民主问责的氛围尚未形成，无论实践还是制度设计都处于发展阶段，其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即由“火线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从“弹性问责”向“规范问责”转变，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从“过错问责”向“绩效问责”拓展等四大趋势。　　[关键词]行政问责；问题；困境；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开展行政问责的实践。特别是自2003年“SAILS”事件以来，行政问责广泛地应用于公共行政领

2、域，一场场“问责风暴”在中国掀起，此清明政风温暖了千家万户。确实，“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是对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打造现代责任政府作出的精辟概括。行政问责能够督促政府及其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这些都表明行政问责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行政问责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所谓责任政府的原则，是

3、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近年来，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各种配套制度和机制尚未健全，民主问责的氛围尚未形成，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制度上都处于发展阶段，其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一、由“火线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　　　　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开始实行，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制度上都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当前涉及的问责案件，主要是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生命安全公害事故、突发性灾难、重大的食品卫生案件、腐败案件、拆迁事件以及严重的经济案件，采取的方式主要又是事后查处

4、，一批官员被“火线”追究责任，高到省部级，低到一般公务员，用“问责风暴”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从每次引起的“问责风暴”来看，问责往往是在民愤大、社会关注度高的公共突发事件上进行“火线问责”。应该承认，“火线问责”是非常有威慑性的，它告诫大家，如果谁再犯这样的错误，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而在日常工作中，少见这种问责。重大事件与重大事故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对这一类问题不仅要问责，而且应加大问责的力度。但是，“风暴”终究有暂歇的时候。如果把问责仅仅局限于这一类“非常态事件”上，那就失之片面了，也不符合行政问责的客观要求。行政问责既不是解决一时一地问题的权宜之计，也

5、不是为了给舆论或民意一个所谓的“交代”，更不是为了提升党和政府形象而刻意彩排的所谓“政治秀”。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应有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之际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一个政府正常运转的迫切需要。　　日常的小错不问责，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积累出大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问责风暴”易见，问责常态难求。如果我们的“问责”不能制度化、日常化，就有可能因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制约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问责形式化”。而那种只对那些被媒体和社会关注的事以问责，更是有可能造成某些官员，前几个月刚被免职，休息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官复原职；甚至，某些官

6、员此处被免，他处荣升的“问责不问官”现象，而欲实现问责从风暴走向常态，必须重视民意。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人们的口碑。民意参与问责，上下结合进行问责，只有这样，问责官员在日常工作中的失误，才可能减少或避免发生大的错误。日常的问责。正是避免重大事故产生的根本。这样的问责方式尽管没有“风暴”那么惹眼，但它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一种可持续性的问责。同时，信息的及时公开，新闻媒体的及时介入，也是问责走向常态化的必然选择。权力和责任向来是正相关的，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问责风暴”的刮起，其意图是要官员警醒，明白肩上的责任。但责任的明晰不能每次期望“风暴”来实现。问责作为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必须在制

7、度的框架下，早日从“风暴”走向常态。一旦“火线问责”转变为“常态问责”，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就会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务实、认真地去工作，去尊重民意。这样在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本身也会给避免事故的发生带来有益的影响。　　　　二、由“弹性问责”向“规范问责”转变　　　　当前问责的特征可归纳为“弹性问责”，即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或者比较模糊，或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仅仅是行政首长的临时性决策，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