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中法律修辞效率性逻辑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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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审判中法律修辞效率性逻辑的限度　　一、当前法律修辞研究的反思　　我国早前法律修辞研究的重点是法律语词、修辞方法的使用等问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多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这时的法律修辞研究与法律语言研究没有一定的界限，缺乏研究深度和统一的研究范式。[1]（p11）之后的法律修辞研究逐渐深入,探讨了法律修辞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以及法律修辞自身理论发展的问题，还讨论了法律修辞自身形式的建设以及法律文化属性等问题。[2]（p12）随后的法律修辞研究进一步深入，不仅深入研究了法律修辞的社会、思想基础，还探讨了法律修辞的功能条件与实施策略，甚至将法律修辞与法律语用学、法律心理学以及法律翻译学联系到一起。

2、[3]（p113）2010年前后，法律修辞研究得到了进一步长足的发展，这得益于陈金钊教授及其团队，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修辞理论体系，还深入探讨了法律修辞与法律方法的关系、法律修辞的运用范围和限制、法律修辞的特征、法律修辞的说服论证等问题。　　在法律修辞的研究中，法律论证和推理在逻辑上是否严格有效并不是关注的重点。法律修辞关注的重点是论证在直观上是否合理，即论证的前提能否对论证的结论提供足够的支持。[4]（p37）所以法律修辞通常被认为是非形式逻辑兴起和发展的一部分。形式逻辑将论证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作为研究目的，将形式逻辑分析方法作为其研究的基本方法，而非形式逻辑

3、将论证的可信性和可接受性作为研究目的，将非形式分析方法作为其研究的基本方法，由此看来法律修辞与形式逻辑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5]（p31）然而以可信性和可接受性为论证目的的非形式论证方法仍然在论证过程中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　　①从法经济学视角来看，无论是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法律修辞的论证过程都遵循一定的效率性逻辑，这一逻辑在司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修辞的效率性逻辑体现为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其成本包括法律修辞的情绪感染力、伦理说服力以及修辞技巧训练等多个方面，其实现的收益就是法律修辞的可信程度和可接受效果。但就总体而言，法律修辞的效率性逻辑还体现为法律修辞必须

4、遵循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该原则又构成了法律修辞的限度。　　二、司法审判中不同主体法律修辞的效率性逻辑　　在司法审判中，无论是主持审判工作的法官，还是当事人或者律师，其在运用法律修辞时，都会遵循收益最大化这一效率性逻辑。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将不同主体运用法律修辞的成本用下列图例来表示。其中x表示不同主体法律修辞的运用水平，即法律修辞运用的数量及范围；y表示具体的成本状况，既可以表示个人成本，也可以表示社会成本；a为运用法律修辞的边际成本，包括法官的边际成本a1、当事人的边际成本a2和律师的边际成本a3,所以ax可以表示不同主体运用法律修辞的成本；p为不同主体运用法律修辞失败的概率，

5、包括法官概率p1,当事人概率p2和律师概率p3;L（x）表示在法律修辞运用水平x下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包括法官损失L1（x），当事人损失L2（x）和律师损失L3（x），所以pL（x）可以表示不同主体在相应概率下的损失；U表示社会成本，其是运用法律修辞成本与运用法律修辞失败损失之和。②通过下图可以具体考察不同主体运用法律修辞的成本投入状况。　　1.法官的效率性逻辑。　　对于法官而言，在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情理说服等情况下，都存在运用法律修辞的空间。当然法律修辞运用的必要前提是形式推理的运用无法保证案件得到有效性的结果。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法官在运用法律修辞的过程中会进行成本收益衡量，但

6、法官的成本收益衡量并不仅限于金钱或财富，还包括法律事实认定的影响、法律适用的后果以及情理说服的效果等多个方面。法官对于成本收益的衡量是非精确性的衡量，因为很多因素可以权衡但是不可以量化，在这种情况下，精确的成本收益衡量并不能有效地实现。　　在上述条件下，法官的基本收益包括法官依据法律修辞方法认定的法律事实、适用法律和在情理上所做的说服得到当事人的信任和接受。对上述收1官对于收益的判断会直接影响法律修辞成本函数图中a1x曲线的变化。随着法官运用法律修辞数量和范围的扩大，其成本也在不断地上升。但是法官即使运用法律修辞方法，也不一定会取得理想的法律效果。运用法律修辞是否成功存在一定概率，不成功的

7、概率在成本函数图中表示为p1,而且运用法律修辞不成功会造成损失L1（x）。可能造成的损失包括法官在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情理说服方面得不到当事人的信赖，或者当事人无法接受法官认定的法律事实、适用的法律以及对其进行的情理说服等。所以，法官在利用法律修辞方法进行论证的实际收益等于法官利用法律修辞方法的预期收益减去在失败概率p1条件下法官利用法律修辞方法所造成的损失。　　2.当事人的效率性逻辑。　　除法官之外，当事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