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于警察权威丧失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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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关于警察权威丧失的真实原因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袭警事件，造成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甚至死亡，他们多在处置各类警情和纠正处理交通违章时遭受攻击。警察被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执行人对警察的蔑视，这些人以自身权利的绝对诉求抵制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他们在主观上不认为自己在与国家权力对立。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所说的“大人”，就是强调国家政权的权威地位，权力的拥有者代表国家权威，即“大人”。在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中，警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大人”。恩格斯说：“有时候，权威是以绝对服从一个人为前提的。”（《论权威》）无论袭警行为是否“有理”，

2、都是犯罪，因为行为人已经在第一时间里否定了“大人”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威。袭警行为诱因之一：公众“仇警”心态从各地发生的袭警案分析，袭警行为人普遍没有明确的“袭警”意识，行为人只承认自己违法，不认为是犯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国家立法没有制定“袭警罪”的罪名以前，行为人袭击警察的罪错认定，与他袭击一般公民的罪错认定并无区别，应根据他袭击警察的行为情节和被袭击警察的伤情，确定他的罪错程度，处以相应惩罚。但不管如何处罚，都要以造成的“后果”为依据，如果他的行为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伤害轻微，他很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以及少量的营养费等民事责任。公众有一种“仇警”的心理。10月北京

3、发生一起袭警案，执法民警被害，在对案情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网上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同情袭警凶犯，甚至称他为“英雄”，还要向他“致敬”。lOCALHOst对公安部为此发布a级通缉令表示不满：“凭什么死一警察就发布一级通缉令？”那些人认为公安部在为“自己人”滥用职权。还说什么“死了一个小土匪，激怒了一群匪徒”。还有一些“人道主义者”为袭警罪犯开脱：“他盗割电缆是因为太穷了。”总之，错在警察。警察执法时遭遇的“马路效应”颇具中国特色：在公众场合的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非组织状态的人们会保护违法者，却对处置违法者的警察进行集体围攻。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存在一种很使人费解的现象：“法人”的警察执法时代表国家

4、权威，但是执法的警察的身份却是自然人，与处置对象的身份完全相同。有抽象的“警察的权威”，但是具体的“警察”的权威却不存在。“警察”权威的失踪使“警察权威”无形瓦解，威武庄严的警察队伍，实质上只有“队伍”，没有“警察”。警察执法受阻，警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于是有“保障警察执法权益”的动议，浙江公安还进行了“民警维权”的试点，在杭州、宁波、舟山初步推开，核心内容是保护执法警察的基本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利。这项措施很有“仁者之心”，决策人看到了警察的执法困境，力图还警察以优良的执法环境，至少，可以减少警察受伤警察的职能在于以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今却要求“别人”来保护他们

5、“保护他人权利”的权力的权益，那么，谁来实施这种“保护”？由一部分警察保护另一部分警察，不允许把警察队伍分割为两部分。请人民来保护警察，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人民警察既然保护人民，人民当然有必要保护人民警察，可是，“人民”是不具备行为实体的一个概念，根本不具有保护能力，而实体的人民群众愿不愿意保护警察，还是一个疑问。袭警行为诱因之二：媒体“丑警”宣传公众“仇警”，在于警察机关有“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但媒体的“丑警”宣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0年代早期，大众传媒积极宣传公安英模群像，媒体与公安密切合作，媒体要突出时代“主旋律”，公安英模是主旋律最合适的代表。同时，公安要从幕

6、后走向前台，媒体是最好的展示平台。但是媒体的倾向很快发生了偏转，以309国道山西段罚款事件、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以及河北杜书贵枪击案为转折，平面媒体和声像媒体对公安展开了大批判。之后还有陕西“黄碟”事件，广东孙志刚事件，四川女孩饿死事件，成都火车站警察小偷勾结案等。这些事件或案件暴露了公安队伍本身的问题，比如人员素质、执法指导思想、机构设置等等。但是媒体对这些事件或案件的特别关注，除了众所周知的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以外，还有新闻媒体追求注意力效应的因素。在所有的权力机关中，公安与公众的接触最为密切。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公安（警察）属于暴力机构，国家专政的工具。当“暴力”的警察和非暴力

7、的公众发生接触，特别是这种接触已经导致纠纷的时候，最易引发悬念。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传媒专注于两个热点，也是它们的两个“卖点”，一是足球，被大众传媒荒诞化；另一个就是警察，被它们妖魔化。中国的确足球很可笑，但是它不比其他体育项目更可笑，媒体热衷于拷问足球，是因为足球在公众中拥有其他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影响，拷问足球，可以拉动媒体的“注意力经济”。媒体特别关注警察，因为警察的社会“出镜率”更高。出镜率和公众熟悉度，构成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