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质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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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质疑(1)摘要：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原则在中国已经确立并发展了二十多年，但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书面意义上的确立，其并未发挥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应该发挥的作用，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近乎处于虚置的状态。通过对合理性原则之源流、法治逻辑等内容的分析，从比较的视角观察，合理性原则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实践，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概念混乱，给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关键词：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比例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由于行政法的多样、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基本原则对于保证行政法规范的

2、统一和协调以及行政法的贯彻和实施至关重要。从公法发达之德国、法国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必须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现实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现已成为通说。但通过对合理性原则的源流、确立过程、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不应成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一、合理性原则之源流合理性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判例制度。在1598年英国的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下水道管委会的委员们为整修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依法律，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

3、裁量权，但不许可征收这种不公平的费用。科克在判词里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1]随后，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得以巩固。韦德所言“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2]之后，合理性原则在美国也通过判例得以确立。1898年的霍尔登诉哈迪案最早提出了“合理性”概念，随后在保护奥佛顿公园的民众组织诉沃尔伯案等案例中合理性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在巴洛

4、诉科林案中,最高法院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法律虽然允许他们（行政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并未不许法院裁决受非难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制定行政官员认为理想的规章之权,也应受法院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约束。”[3]从英美国家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看，合理性原则来源于判例并对以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目前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中国行政法起步于80年代。在行政法研究的早期，行政法基本原则并不包含合理性原则，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色彩。例如，由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论》中将行政法的基

5、本原则概括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原则”、“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原则”等七项。[5]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80年代末，罗豪才教授首次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了一种全新的表述，即法治原则和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书中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6]在此可以看出，合理性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了雏形。时隔一年，仍

6、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行政法学》明确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7]并对两个原则的内容作了分析。至此以后，大部分行政法教材中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都包含了合理性原则。二、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之质疑首先，合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在80年代合理性原则刚刚确立时，各行政法著作（教材）中关于为何中国行政法要确立这一原则问题的论述、说理较浅显。一般在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节中，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受影响的因素、研究的状况、确立的标准等进行论述，在对确立标准论述之后，接着便直接论述到“鉴于上述标准，并从行政法制的现实出发，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

7、…”。[8]虽然对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作了简单论述，如应当是低于宪法的原则而高于行政法的具体原则等等，但这只是标准问题。由标准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应该确立合理性原则。中间缺少了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中国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更多时候是直接拿来使用。当然直接拿来，至少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二是所拿来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