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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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内容提要”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本文提出的“压迫性反应”表明，当“集团”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迫”。中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奖罚分明”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关键词”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的困惑　　“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会学家曼瑟尔。

2、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行为倾向时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①。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②。在奥尔森看来，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

3、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对地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用到“社会经济地位”一词，这表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有时候这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考虑以下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而且显然这是可能的。如果对一件集体物品感兴趣的一个小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属于同一个俱乐部，而集团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推给别人，那么即使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一社会损失可能超过经济受益。他们朋友可能会运用“社会压力”

4、来迫使他们承担实现集体目标的责任，或者俱乐部会开除他们。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为日常的观察揭示出，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看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据此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维权抗争行动，并认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④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

5、选择性激励”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在如下两种情况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其一，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压力或激励均不来自集团内部，而更多的来自集团之外。其二，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作为维权行动的发动者，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具有明确的激励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说，“选择性激励”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H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对象，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动力机制。湖南省H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

6、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改变。⑤我选择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为研究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从一位普通农民转化为维权抗争精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事件”。深入分析此类“关键事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动力机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有如勒庞所言，“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小头目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

7、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⑥这里所使用的研究资料，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⑦　　实证观察：农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　　根据我的观察，可以将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归结为如下三个“同类过程”，即“路见不平式”和“逼上梁山式”及两者的混合式。　　第一类是路见不平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其过程都是从确认存在“不公正”开始的，但这里的“不公正”，主要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更多的是“别人的问题”或“大家的问题”，且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来纠正或解决这些问题。这是H县维权抗争精英产生的最主要的方式。在

8、许多精英们讲述的故事中，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发现某些不公正的问题（农民负担、村民选举或侵犯人权等）——进行维权抗争（宣传、上访或直接抵制）——遭受打击——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