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子”与田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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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文子”与田文的关系“文子”是谁的问题，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来，聚讼不已，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我们判明竹简《文子》形成于汉初的可能性最大，说明“文子”是出于伪托，但文子是谁的问题仍然呈胶着状态。要想有所突破，不仅需要考虑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更需要多种史料的综合比照。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

2、，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在“真伪纷争”、“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

3、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那些出土文献诚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经历了那些变故呢？所以需要认真考究。具体到《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37种道家著作，根据作者的虚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本上属于著者原创或钱穆先生业已指出：今按庄子好言老子，其所称老子弟子，如南荣、庚桑楚、杨子居之徒，虽云空言无事实，亦述之详矣。顾独不及文子。其它诸子亦无言文子者。太史公载诸子，亦缺文子。[6]钱穆先生还提到：《孟荀传索引》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非与孔子同时

4、之文子也。钱穆先生在《老子杂辨》一文中又说：“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并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班固注《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一位“老子弟子”，他是《蜎子》一书的作者，班固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这个名“渊”的人，一般都认为就是环渊。《史记·孟荀列传》：“环渊，楚人”，和田骈、接子、慎到等人都是稷下先生，“皆学黄老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并且各有著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些人在宣王时“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班固并没有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视为老子弟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班固所见到的《蜎子》一书中有“学于老子”

5、之类的话。正如王博先生所言，“谓此人述老子可也，谓其为老子弟子则非也。”[7]而竹简《文子》中，没有文子和老子的答问，更看不出文子是老子弟子的痕迹，王博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班固等以文子为老子弟子，实无证据。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可为文子师从老子之证，但遗憾的是，竹简《文子》适有此段。0880号：“王曰：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而无“吾闻子得道于老聃”句，可知此为后人增益，非原文之旧。[8]由此可以推断，班固所见到的《文子》中，与八角廊竹简不同，其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的字眼。

6、至于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的假说，因为《汉书·艺文志》名家类著录《尹文子》一篇，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尹文子显然也不是老子弟子，更不是“文子”。可见，班固所言“称周平王问”是否误读暂且不论，但以“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却有误读的可能，其出发点无非是《文子》书中对《老子》思想多有申述而已。王充、葛洪等因袭班固之言，唐代则把文子封为通玄真人。加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之语，造成了一连串的“误读”，使“平王”与“文子”的问题日益扑朔迷离。考虑到竹简《文子》的思想和《庄子》外杂篇中的黄老思想多有契合之处，我们更有理由推断

7、“文子”不是老子弟子。四、文子：与平王“势不两立”辨明“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既然文子和平王答问，那么文子是不是平王之臣呢？班固的《汉书·古今人年表》中确有“文子”其人。《古今人年表》横向是古今人所属的道德等级，纵向则是时间序列，文子列在秦襄公之后，同属“中中”一等，在周平王宜臼稍前。而秦襄王与周平王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史记·秦本纪》记载：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遂戎，即有其地。”与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