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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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三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却多次出现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创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解决了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后，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

2、发展阶段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文化水平极其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怎样建设和发展，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来。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出发，指出了社会主义已经

3、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1](P214-215)。他还从物质基础方面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时期。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在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以后，1959年底到1960年，专门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4、，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P116)。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　　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5、[2](P116)因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还提出要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是立足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初步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6、。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对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究竟要经历多少阶段，并没有作出具体论断。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暂实践中，明确地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阶段；把俄国在结束过渡时期后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指出它必须经过一段发展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多级发展的历史阶段，但究竟要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共产主义，这都是“我们所

7、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3](P92)，要靠实践来解决。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开始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达，从不发达到发达要经过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认识已经接近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反而深受斯大林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影响。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关理论，又有许多重大的失误、偏离和扭曲。特

8、别是在指导思想上急于建成共产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偏重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注重不足，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求单一，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实际上被消除，只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斯大林急于求成、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大过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