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成长及其履责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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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产阶层的成长及其履责制度设计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产阶级。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逐渐成长、转向横向的阶级认同。同时，他们也开始摆脱依附、走向自由，从而形成独立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意识。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产阶级理应充分利用历史机遇，设计出一个符合中国特点的改进型制度。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是利用社会的资源而生存、成长，反过来也都对社会负有责任。然而，不同群体的社会责任有所不同，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与西方中产阶级也有所不同。　　中产阶级正在中国出现　　“中产

2、阶级”是个西方概念，其中的“阶级”和“中产”都产自欧美。所谓“阶级”是相对于“等级”而言的。在封建时期，西方是个等级性社会，贵族和僧侣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等级，其下层为农人和农奴等级。在封建阶段的后期，工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小工业主、小商人和小食利者、小手工业者，还有独立从业的教师、医生、律师等。这些人拥有一些生产资料和其他私人财产，经济地位高于农人和农奴；但并不像贵族和僧侣那样拥有权力。所以，被称为“第三等级”或“中间等级”。　　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形成之后，西方社会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由先赋性身份

3、变为了自致性的契约。在契约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不再是等级关系，而变成了阶级关系。最初出现的是作为雇主的资产阶级和作为雇工的工人阶级。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后，受雇担任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脑力劳动者迅速增加，这些人因为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和政府雇员等，他们与资产阶级相比没有生产资料，与无产阶级相比却拥有专业技术资产。　　概言之，“阶级”是以所拥有资源（“产”）的品质和在市场契约中的位置决定的，“中产”则是没有资本资源却拥有知识技术资源、在

4、市场契约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一类人。　　中国有中产阶级吗？回答是“正在出现”或“刚刚出现”。在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中间等级。传统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只存在官员和小民两种身份的人。如钱穆所说，这个社会是“平铺”的，在少数官僚之外只有茫茫一片“小民”大众。财产的拥有往往与官位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多少纯民间的财主或小工商业主。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算不上独立的“中间等级”，而属于官僚群体的帮手。第一种情况是，知识分子与强力人物结成同伙，共同谋求政治权力，“打江山”、“坐江山”，例如三国时代的

5、诸葛亮与刘、关、张。第二种情况是，知识分子辅佐强力人物，共同谋求政治和军事霸权，例如战国时代各国所养的士。第三种情况是，知识分子参加国家的治理，或者直接担任官员，或者担任官员的幕僚，例如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毛泽东形象地概括说，知识分子是“毛”，只能附在官僚体系的“皮”上。　　迄今为止，行政机关和公办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依然属于“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让中产阶级“正在出现”。这一中产阶级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这部分人按照资源属性应归于“

6、有资产”阶级，但在市场经济初期，他们与权力行使者相比依然属于“中间等级”。第二部分是市场性企业中的高中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在职业属性上类同于西方的“中产阶级”。第三部分是从事专业性、知识性、技术性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例如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律师等。第四部分是改制或改革后的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单位的改革包括养老保险体系与企业并轨，人员使用实行聘任制，工资实行按绩效取酬。这一改革让人们走出官僚体系的“皮”，成为市场中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刚刚出现，人数还不算多，彼

7、此很分散，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阶级。在这样的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微弱。　　从纵向依附走向横向认同　　马克思将“阶级”划分为“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两种存在形式。“自在的阶级”指有相同的客观地位，例如均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均为受雇者等。“自为的阶级”指彼此有“类”的认同，意识到处于同样地位，拥有相同乃至共同的利益，进而形成类的联合，采取共同的行动。“自在的阶级”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群人，“自为的阶级”则是有共同意识、共同组织和共同行动的群体。　　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是独立性、自主性的主

8、体。鉴于个人力量和能力的微弱，不足以抗击被伤害、被掠夺的风险，所以个人之间总是通过契约等方式进行联合，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因为客观地位相同者具有相同的风险和诉求，所以更可能形成类的联合。这就是阶级的联合、阶级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成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这群人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既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压抑又受到工人阶级的威胁。他们在“中产阶级的惊恐”下走向了阶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