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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学术交流·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2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静安路5号邮编：610068电话：（028）84760567网址：http://www.bswh.net电子邮件：lc@bswh.net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2（总第18期）2009年6月30日 目录最新成果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段渝(1)欧洲人眼中的大凉山罗罗（彝族人）屈小玲(11)成果推介《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正式出版（18）学术交流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18）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召开（19）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专家座谈会综述吴维羲（20）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2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段渝〔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一藏彝走廊是中国西部的民族和文化走廊，在先秦秦汉史的时空范围内，这条走廊的流动性尤其明显，它的民族和文化内涵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而不是像文化板块那样具有稳定化和一成不变的特点。关于藏彝走廊的名称和内涵问题，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做过说明〔1〕。费孝通先生谈到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2〕，藏彝走廊是其中的一条。对于藏彝走廊的含义，李绍明先生从民族走廊的理论问题、藏彝走廊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等八个方面进行过深刻阐释〔3〕。依据费孝通先生和李绍明先生的研究成果，本文所讨论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指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而丝绸之路，是指从河西走廊至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和从川滇至缅印、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的关系问题，李绍明先生曾从民族学和民族史的角度，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进行了深刻讨论〔4〕，文中也提到西北丝绸之路大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当。童恩正先生曾于1980年代提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5〕主要从中国国内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角度讨论先秦秦汉时期分布于长城内外、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民族文化传播带，其视野基本上局限在国内。许倬云先生认为，童恩正先生所划的这条传播带，还应该向南北两头延伸，向北应越过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向南应该延伸到中南半岛，这实际上应该是一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带〔6〕。许倬云先生的看法确为精辟之论。 就童恩正先生所讨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言，它从中国西北到西南的一段，正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这在李绍明先生的上述论文里已有明确阐释。就这条走廊的外部通道而言，在它的南北方向都有着漫长的延长线。在藏彝走廊的北方，由甘青高原西行经河西走廊和西域至近东和小亚细亚，并由甘青高原向东延伸，越过北方草原地带，直到俄罗斯。藏彝走廊北面这两条线路，向西的一条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现称为北方丝绸之路，向东的一条即是草原丝绸之路。藏彝走廊的南方，由横断山向南，一直向南伸展到中南半岛，并从横断山脉南端向西经过南亚印巴次大陆延伸到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藏彝走廊南面这两条线路，向西的一条即是著名的蜀身毒道，向南的一条称为安南道（包括步头道和进桑道），这两条向南的线路又合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从地图上看，藏彝走廊连同它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就像两个头向外、尾相连的巨大的Y字，深深地刻印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之上。因此，藏彝走廊实际上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是一条具有国际性和国际意义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走廊。分布和往来于由藏彝走廊所连接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和文化相当众多，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一些族群和文化涉及当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一条古代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和民族迁徙往来十分集中的地带，它的外延远远超出了今天中国的范畴。二研究表明，先秦时期，在藏彝走廊南面即中国西南地区，由于以三星堆文化为重心的古蜀文明的历时性传播和推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相继产生了青铜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酋邦组织形成，推动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演进。由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先秦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从分散的后进状态逐步走向文明，初步形成了在古蜀文明影响和制约下的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状态，这对秦汉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文化大家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中国西南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与缅、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发生了文化交流，饶宗颐先生在《梵学集》中分析道，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的。他又举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认为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马亚来与马来族的素梦、招魂巫术，与中国南方的楚风亦多相似，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7〕。李学勤先生精辟地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貝的存在，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及历史意义。“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以往在商代晚期的都邑殷墟，曾经看到一些有关线索，例如，三十年代发掘的小屯YH127坑中的“武丁大龟”，生物学家伍献文先生鉴定为马来半岛所产；八十年代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收藏里选出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也是缅甸以南。再有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粘附的一些织物痕迹，台湾学者检验认为是木棉。另外，越南北部出土的玉牙璋，形制纹饰特点表明与三星堆所出有密切联系，已为学者周知。”〔8〕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据有显著的地位，尤其在中国文明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春秋以前，中国西北方面的民族移动尚不剧烈，由西北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迁徙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当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里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旧译西徐亚）在西梅里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9〕。这一时期，从西北方面经西域或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存在较多的困难。西南方面则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10〕，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从西南夷道出境外，由此至缅、印而达中亚大夏（今境阿富汗）、西亚，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从西域探险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指出：“ 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1〕这表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西南地区出中国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张骞，城固人，亦即蜀人〔12〕，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除西南夷道这条主要线路外，南方丝绸之路还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还包括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等族，即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于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道和安南道相往还。而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是经由古蜀地区出西南夷道再西行而去的。在藏彝走廊北面即中国西北远至阿尔泰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已同中亚的各种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交流。考古学上，在阿尔泰地区所发现的青铜短剑，研究表明是中亚青铜时代的印欧民族迁徙所传播而至的〔13〕。中国的两轮马车和单人骑乘，也是从斯基泰人那里传播而来的。同时，在中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商代的一些文化因素在中亚地区亦有分布，表明西北丝绸之路确是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三藏彝走廊的南北东西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尤其是它的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就是北方丝绸之路；而它的南方出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出口同时也就是进口，古代南北东西的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就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经由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族群和文化与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亚细亚以及东亚细亚南部即中南半岛进行互动与交流。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西方文化因素，和同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文化因素，就是通过藏彝走廊两端的南北丝绸之路进行的。在从西亚、中亚和南亚传入的文化因素中，柳叶形青铜短剑是一个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因子。不论历史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没有关于夏代和商代前期使用青铜短剑的记录。迄今为止的各种资料表明，先秦时期的青铜短剑，首先见于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时间是在商代中晚期。关于中国西北方面青铜短剑的出现和来源，卢连成先生和林梅村先生分别在他们的论文里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4〕。关于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柳叶形铜短剑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起源于中原，或认为起源于陕南。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过去柳叶形青铜短剑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年代不早于春秋，而同样或类似的剑型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西周早、中期墓葬内有一定数量的发现〔15〕。但是，由于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使这种认识已有重新研究的必有。1986年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短剑，长24厘米〔16〕。同年夏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1件柳叶形玉剑，扁茎，无格，茎上一圆穿，残长28厘米〔17〕，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1985～1989年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中，在第12层出土1件青铜短剑，剑身呈柳叶形，中起脊，扁茎，无格，茎无穿，残长202厘米，年代为晚商。1990年在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晚商地层内又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短剑，残长20 9厘米〔18〕。这几件柳叶形青铜短剑，不仅年代早，而且形制原始，尤其是成都十二桥和新一村所出，茎上无穿，应是这种剑的早期型式。这表明，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形制上看，成都平原出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均早于宝鸡、长安等地所出同类剑。由此可见，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最早使用地似应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其年代为商代中晚期或更早。在古蜀文明辐射圈内的西南夷道上的四川西昌大洋堆，出土1件时代相当于商代的匕首式柳叶形青铜短剑〔19〕。这种形制的青铜短剑，不论在西亚还是小亚细亚地区，都是青铜短剑比较早期的形制。在云南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中，青铜短剑亦是仿自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其不同点仅在于滇式剑的剑茎呈扁圆形，而蜀式剑是扁茎〔20〕。贵州赫章可乐战国墓葬以及威宁中水汉墓内出土的青铜短剑〔21〕，则完全是对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改装。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南夷地区，由于深受古蜀文明青铜短剑的影响，在战国时期创制了三叉格青铜短剑，剑身与剑茎一次铸成，剑身基本上仍呈柳叶形，这种三叉格青铜短剑在西南夷地区一直行用到汉代。从各种资料分析，柳叶形青铜短剑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南亚传入中国西南古蜀地区，另一条是从西亚、中亚传入阿尔泰地区或北方草原地区。前一条线路，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22〕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在南亚印度河及恒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既有柳叶形青铜短剑，又有管銎青铜斧，它们来源于中亚地区。而在中亚西部的马尔吉那青铜文化和伊朗的卢里斯坦青铜文化及尼哈温德青铜文化中，均有柳叶形青铜短剑与管銎青铜斧并存的现象，也来源于近东文明的传统。在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中，呈柳叶形剑身的青铜短剑是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兵器，尤其是古蜀地区，柳叶形青铜短剑常常与銎内钺一道形成通用的兵器组合，而在古蜀地区却无法找到它们起源于当地的遗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通过南亚地区引入的中亚、西亚的青铜文化因素。这与古蜀三星堆文化青铜雕像文化因素是经由南亚吸收采借的近东文化因素的情况〔23〕，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年代上差不多也是同时的。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均为扁茎，无格，剑身为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从形制上观察，印度河文明的青铜短剑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制。出土于Chanhudaro、Nal、Surkotada等地属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几件哈拉巴文化（Harappa）短剑，扁茎，无格，剑身较薄，呈较宽的柳叶形，长12～20厘米不等。在上述地点出土的另一类柳叶形剑，剑身较窄，较厚，中起脊，在剑基处有二圆穿，长30～35厘米。后一类与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极为相似。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一定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后一条路线即是中亚至阿尔泰地区的线路。在中亚青铜文化中，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是广泛分布在中亚草原地区的一支青铜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其青铜武器的形制多承袭了中亚青铜文化中的柳叶形剑和銎内斧的传统。而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分布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KarasllkCulture），其柳叶形青铜短剑和管銎青铜斧并用的习俗，一般认为是受到的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影响。在阿尔泰山区所发现的青铜柳叶形短剑，很明显地是由卡拉苏克文化传入的〔24〕。问题在于，这条从中亚到阿尔泰山区的青铜文化传播带，有没有可能在阿尔泰地区折而向南，经由藏彝走廊延伸到中国西南地区呢？ 如果要从阿尔泰线路转向中国西南地区，那么这条线路就必然要通过甘青高原南下，这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亦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藏彝走廊。从考古学文化上看，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与西北高原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文化交往，四川西部高原历年所发现的彩陶显然与马家窑文化有关〔25〕，而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看来也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从民族文化角度看，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集团中，氐羌民族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民族集团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濮越），他们与发源于黄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赐支）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也多与氐羌民族集团有关〔26〕。从交通上看，纵列在横断山和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高原从来就是联系中国西部民族南北往还的重要走廊。在交通线方面，古蜀西部地区主要有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有岷江支流南河达于临邛、青衣(今芦山县)，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27〕，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谷地，北至秦陇地区。史籍所载黄帝后代在此活动，便是明证。《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白水出蜀(山名，今西倾山)而东南流注江”，白水(今甘南白水江)即是联系蜀与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的重要通道。《尚书·禹贡》记载说：“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指此而言。由甘青入若水(今雅砻江)，再转渽水(今大渡河)，又可入岷江下游，进抵蜀之腹心成都平原，亦可由若水达于绳水(今金沙江)，再转入西南夷地区。这表明，在古蜀的西部地区，确实存在通往西北高原的交通线，它是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走廊，这同时也是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干线。考古材料说明，来源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彩陶，虽然在四川西部高原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等地有着点状分布〔28〕，但是既没有成为川西北高原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循着岷山余脉进入四川盆地。西北高原的石棺葬、陶双耳罐等典型文化因素，同样也是沿着四川西部山地南下分布，直达西南夷地区的，它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四川盆地，更没有进入到成都平原。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们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以解释。第一，西北高原的古代民族长期适应干寒气候下的高原畜牧业和粗耕农业生计方式，温暖、潮湿而多雨的平原气候对于他们来说，不论在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极不适应的。第二，以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到夏代已经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到夏商之际形成了灿烂的古蜀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并以其强势文化因素向周边地区作强劲辐射。而在这个时期，不论在四川西部高原还是在甘青高原的民族或族群的社会里，都还没有诞生出文明，他们在古蜀文明强烈的文化与政治扩张面前，既不可能针锋相对，更不可能逆流而动，给古蜀文明以更加强劲的反向辐射，并强制性地进入四川盆地。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就只能沿着四川西部山地，从西北甘青高原南下西南夷地区。所以，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西部民族与文化因素从甘青高原到横断山区的连续分布，而在四川盆地内自然也就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因此，阿尔泰文化因素不大可能经由藏彝走廊南达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何况在从四川西部高原到横断山地区的早期文化中，也没有发现来自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至于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短剑，则不论在形制上还是在产生年代上，就更是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谈不上任何关系。 柳叶形青铜短剑之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可上溯到中商时期，与三角形青铜戈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大致相当〔29〕。而中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中亚式青铜短剑，年代是在西周初期。古蜀青铜短剑的形制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与身同时铸成。北方系和阿尔泰地区青铜文化中的剑，剑身亦多呈柳叶形，但是它们大多数或是曲柄剑，或是翼格剑，或是匕首式短剑，而且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几种剑型，都只是仅在呈柳叶形的剑身方面与古蜀青铜短剑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在剑基、剑茎以及剑首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区别。从这些方面分析，不论阿尔泰地区还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在形制方面均与古蜀青铜短剑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很难把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同阿尔泰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联系起来，可见中国南北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并不相同。在西南夷地区，近年来陆续发现不少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有关的器物，如像鄂尔多斯式青铜弧背刀、环首刀、双马神形象等等。这些器物的年代，一般是在战国至汉代，几乎没有春秋时期以前的器物。这种情况表明，尽管南北丝绸之路均早在商代甚或此前已经分别成为中国与欧亚文明交流互动的通道，藏彝走廊也早在史前时期就已成为中国西部民族和文化交流往还的通道，但是通过藏彝走廊沟通的南北丝绸之路间青铜文化的交流，却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的。在西南夷地区所发现的战国至汉代北方草原斯基泰青铜文化因素，所表明的正是这个事实。四在南、北丝绸之路上往来迁徙的民族及其关系方面，有一现象适可引起特别注意。《隋书》卷83《西域传·康国传》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窬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旧唐书》卷198《西域传·康国传》：“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昭武城，义为王城，相当于中原王朝所谓“京师”。据学者言，大月氏、贵霜帝国有所谓“昭武九姓”，均源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与氐羌种姓的“京师”有关〔30〕。前秦（氐人所建之国）称王为“诏”，如前秦王苻坚称为“苻诏”。南诏之诏，亦为王的称呼。缅甸王都称为Chaohwa，也是以诏或昭相称（同上）。以昭或诏作为王称，这不免使人联系到同样高鼻深目的古蜀王的称谓。三星堆出土青铜人物雕像中的青铜大立人像，当为古蜀王的雕像。这座雕像与其相类的青铜雕像，都是高鼻深目的古蜀人的形象，我们认为这些雕像具有明显的中亚或西亚人种的面貌特征〔31〕。张正明先生和张增祺先生也认为它们与中亚和西亚人种有关。张正明先生说：“三星堆出土的诸色人像和头像，显然表明族类的复杂。那么，在古蜀国中，有没有从中亚辗转迁来的西徐亚人呢？西徐亚人，英称Scythians，《汉书》谓之‘塞种’，汉译旧称‘斯基泰人’。张增祺先生认为，汉代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人像，有一种是《史记》所谓‘巂人’，《汉书》谓之‘塞种’，言之有据。我所要补充的，是后世所谓‘叟’亦即汉代所谓‘巂’和‘塞’，都是Scythians的音译。汉代的滇国已有之，应该不是突如其来的。那么，先秦的蜀国有没有西徐亚人呢？假如没有，有没有经西徐亚人传来的中亚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呢？”〔32〕张正明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33〕。在高鼻深目的古蜀人所使用的汉文文字里，称自己为“昭”，实例见于1980年新都马家大墓所出列鼎，其中一件鼎铸刻有“昭之食人鼎”四个汉字〔34〕。徐中舒、唐嘉弘先生先生曾以为是楚国屈景昭三大姓中的昭氏〔35〕。我过去曾认为“昭之食鼎”的昭，是“金奏昭乐”之义〔36〕，现在看来，这个昭字更有可能与古蜀人的王称有关。也就是说，有可能古蜀人称呼王为“昭”。从古蜀人的族系分析，既有氐羌系，又有濮越系，那么这“昭之食鼎”的昭，是否与大月氏、贵霜、南诏、缅甸对于王或王都的称呼有关？蜀地紧靠云南，又近于缅甸，其间具有族系上的同源关系。蜀与大月氏分别位于藏彝走廊的南北两端，而藏彝走廊正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南迁的主要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马家窑文化沿着这条通道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茂县营盘山遗址以及其他遗址多有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发现，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古蜀与大月氏联系的直接证据，目前还是缺乏，难以证实其间的交流和互动关系。文献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37〕，姚为今云南大姚、姚安。近年在云南大理发现的青铜器中，可以见到古蜀青铜文化对当地明显的影响之迹，这正与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所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的记载相合。蚕丛为氐羌，南诏亦氐羌后裔所建，如果说他们都以“昭（诏）”作为王称，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实。注释：〔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2〕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85、295-305页。〔3〕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巴蜀文化研究》第3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4〕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8页。〔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6〕此为许绰云先生1994年见示作者。〔7〕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53、355、356页。〔8〕李学勤：《<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9〕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47、48页。〔10〕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5页。〔11〕《史记·大宛列传》。〔12〕陕西城固先秦时属蜀，见《华阳国志·南中志》。〔13〕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14〕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载上宫鸿南、朱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15〕《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5期；《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16〕林向：《三星堆考古发掘琐记》，《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17〕《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18〕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19〕资料现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文物管理所。〔20〕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2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22〕叶奕良先生在《“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中说道：“由于海路不发达，东西方交通必须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这样，波斯人便逐渐掌握了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情况。” 不论从中国西北还是西南转道中亚至西亚，均须经由此道西行。〔23〕段渝：《论商代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1989年，该文载于《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24〕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25〕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26〕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6页，第260～273页。〔27〕《古本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28〕林名均：《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王鲁茂、黄家祥：《四川姜维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6日；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29〕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文物》1996年第3期。〔30〕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87～88页。〔3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88页。〔32〕张正明：《对古蜀文明应观于远近》，《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第3～4页。〔33〕张正明先生1989年底致段渝之函见示。参考《三星堆文化》第536页注释第4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34〕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35〕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关系》，载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36〕段渝：《论新都蜀墓及所出“昭之食人鼎”》，《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37〕《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欧洲人眼中的大凉山罗罗（彝族人）HenridOllone著屈小玲译〔作者简介〕屈小玲，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8。（按语：欧洲人自16世纪末利玛窦时代开始到20世纪初，穿越西亚，中亚，阿拉伯海，印度洋进入南亚，东南亚国家，然后北上进入中国，这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一条便捷的通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时亦正是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兴起的时代，因此也有西人北上进入广西，云南，西康及四川考察中国西南民族，其实这也是与南方丝绸之路相关联的古道。1906-1909期间，法国探险者沃能（HenridOllone1868-1945）船长曾经受命从印度支那进入云南，四川，然后北上经甘肃到蒙古，深入中国及其边疆地区考察中国人，西藏人，罗罗及蒙古人生活的地区。1907年期间，沃能船长及其团队从云南东行，翻越长江上游大凉山，考察了罗罗生活的家园。这儿基本上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地区，因此采集了众多的关于这个鲜为人知的罗罗民族的资料，并于1911年在巴黎出版了Missiond‘Ollone（1906-1909），LesDerniersBarbares,?:Chine–Tibet-Mongolie,Paris,Ernest Leroux一书。本文摘自作者在该书中有关大凉山地区的旅行考察资料。文中描述了大凉山瑰异多彩的地理地貌和绮丽绝美的风光，同时也有对于大凉山的罗罗民族的衣食住行的报道，其中也涉及社会制度。今翻译出来，以供学界认识了解欧洲人眼中的19世纪末的大凉山罗罗及其风貌，同时也作为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段交通路途提供的参考资料。题目是译者所拟，文中小标题系原文保留。）罗罗人的外貌葛波（ColborneBaber）描绘罗罗人是“欧洲所没有的个儿最高的人种”。他没见过“任何一个男子，甚至对英国人而言，能够被称之为小个子”；但是东京（Tonkin）最著名的人类学家波尼船长（Bonifacy）宣称说罗罗人与阿拉米特人（Annamites，越南人古称）难以区别，如果他们穿上同样的衣服。大家都知道，阿拉米特人“是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种之一”。什么样的资料才是确切而又科学的呢？“罗罗人是堪称漂亮的类型，肤色不太白，是棕色人种”。这是13世纪时马可波罗描述的罗罗人的外貌特征。其实正确无误，我们的两个通讯员都是杰出的罗罗人：一个是马和子（Ma-Hotseu），大约两米高，五官精致，表情沉稳。另一个是马友那（Ma-Yola），1米9的个儿，有一个人们难以想象的漂亮的头颅。罗罗人与亚洲人并不一样：脸色并非黄色，而是如同欧洲南方的居民；他们的眼睛也不细小，弓形的浓眉之下是一双大眼睛，鹰钩鼻，嘴形棱角分明。尤其是他们脸上的神情，坦荡，直率，尚武！他们的眼神宁静，不予人任何挑衅的感觉。这是一种欧洲人的头颅！是的，但也有点印第安人的感觉——如果他的头发上插上一根羽毛！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红皮肤的人种。我们的摄影师对罗罗人的美没有把握住，他并不知道抓拍自己得来的自然印象，总要他们眨眼扭嘴，显出笑容。这是在欧洲的惯常做法，通常是带着他们的最有习惯性的处理主题的方式，对摄影对象做很多的预定，并且经常多次重拍。我们的第三个通讯员马娃来（Ma-Malé），虽然是是同一个民族，却相貌丑陋，个子矮小（大约1米65），但他以聪明勇敢著称。在我们摆好姿势让摄影师拍照时，出现一排有些奇怪人影：这是村寨里的罗罗女人，她们从我们的通讯员那里打听了我们的情况，要来看看这些面孔苍白的人种，这无疑是她们给我们的命名。她们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有趣的绘画般的摄影背景。休整之后，我们开始上路！登山非常艰巨。小路沿着斜坡而上，石壁陡峭。登上海拔3000米高的山峰，回身看看被我们抛在背后的群山，风光真是美极了。在夜晚的星光之下，看得见白雪覆盖的山峰绵延起伏，一直向西，望不到尽头。山峰方圆开阔，地下是岩石，地上如草坪。一条大道至少有十米宽，不同于在中国狭窄的路上处处小心。我们可以骑马从四处前行，如同步行那样便捷。大家放慢速度，自由结伴聊天，随意唱歌，大声欢笑，这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行程。我们继续经过的地区是在中国领土的近旁，居民稀少。此地家族格斗连续不断，村民从没有固定。我们只看见了路边的一些竹林中隐约闪现的牧羊人在放牧羊群，一些成群结队的人群——我不敢评论这些结队而行的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显得如此快乐，无拘无束。他们是去大新昌（Ta-Hin-Tchang）做买卖：贩马，出售毛皮和蜂蜜。一般来说，罗罗的贵族骑马。他们的马是一种这个地区特有的马匹：强壮而又敏捷。马蹄如同山羊蹄，没有钉马掌，马背上配有红色的马鞍和用于装饰的漂亮的圆形绣件。它的马镫值得特别一提：形状如同木靴，前掌丰满而无后跟，马镫只能套住马蹄的趾头，这种独特的方式类似日本古代骑兵的马镫。 每个贵族都有奴隶为他背负行囊和几个为他扛武器的家丁。罗罗贵族的武器是一根长长的约有5-6米的长矛，一种具有罗罗特征的武器。另外还有装有弓箭的皮囊，有时还有一支猎枪；他自己腰间带有一把马刀，骨制的刀柄配有绣花装饰，这是此地的流行样式。我们向一位罗罗贵族打招呼，友好地表示我们的善意。我们趁机拍了一些照片，那个贵族懂得我们的动机，不时和他的随从向我们提一些问题。他们的武器装备有些戏剧性，有点类似职业的手艺人，站在那儿有点像一道美景，为我们的拍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又进入一个3200米高度的峡口，从那儿发现一个宽阔的盆状高地，上面覆盖着茂盛的野草，如同一个真正的跑马地。我们放开马缰，任其休息，马儿乐得如同疯了一般在地上跳跃。在中国南方，处处是稻田和房屋，人们没有留下任何草地，道路狭窄：从来找不到空间供人类感觉一点悠闲生活的意味。而在此地罗罗人的领土上，展现眼前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开阔的空间和平原，绿草，马群。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观，大家快乐得如同喝醉了一般。我们很快又进入另一个新的峡口，高约3100米，然后开始下山。沿途处处看见杉树，黄杨和开着白色和粉红花儿的杜鹃，映照着绿色的高地草坪，将山岭装扮成如同一个真正的公园。这是龙头山（LongTeouchan），中国人称龙顶（TeteduDragon）的山峰（罗罗人称之为Chonolévo）。几个类似的山峰都非常壮观，座座山峰风光绝美。这儿是一座标准的金字塔，高度已经达到5000米！这是显示大自然神奇力量的一个例子，它启示了罗罗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因之产生了民族的传奇故事：没有任何一个罗罗家庭有关于他自己的祖先诞生地的家族历史，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角色的故事。但是当人们听讲故事时，就准能听到会提到他的姓氏。从这儿我们发现真正进入了罗罗人地区，山峰美丽的风景显示一切都将非常如意。我由衷地相信一切都将非常之好，因为我手上的地图显示Chonolévo刚好在罗罗人的家园。虽然政治和地理的原因会使我们的旅行遇到一些障碍，但我们旅行的第一阶段已经有了收效。转向南边，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山峰，同样的高度，这是显示这儿是罗罗人家园的第二个标志：夏玛雪山（ChamaSuechan）。这是我们将要翻越的山峰，真是名副其实。Chonolévo山峰峰顶太尖锐狭小，没有积雪留存。天空下的夏玛雪山的山峰覆盖着大片的积雪，雪山染上了一层夕阳绚丽多彩的霞光。夕阳西下，如同轻纱般的暗影降临到这块我们发现的陌生土地上。两座山峰在暗夜里高耸入云，真是了不起的象征！我们发现的这两座巨大而壮丽的山峰令我们有了光荣与辉煌的一天。　　马娃来的家就在附近，我们晚上留宿那儿，他的住所是一所宽阔没有篱笆的房子。稍远处是一条芦苇丛生的河流，不远处有几蓬翠竹。周围竖起简陋的栅栏，那是他的家丁的住处，稍高处住着另一家贵族。我必须说这是我们看见的唯一的一家罗罗贵族的住所，敞开而孤独地坐落在那儿。所有其他的罗罗贵族的房子都呈半圆形，中间住有几家家丁，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主人免遭不测。也许是马娃来相信，在打冤家的时候，跑到他的那家贵族邻居家更保险。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当我第二次路过时，我得知他已经被一个敌对的部落杀死了，我们很多的罗罗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如同所有的富裕的罗罗人的房子一样，马娃来的家屋顶铺着竖直的木板瓦，屋梁也是木板，用大块石板固定，如同瑞士流行的棚屋。木板没有砍削整齐，用的原木如同下水道的水管。屋子里没有窗户，想来窗户是多余的，因为光线和空气，以及雪和雨水从屋顶易于穿透进来。房子大小两间，主人夫妻住小间，大间是公用房。家里没有家具，只有几个箱子锁着衣服和主人夫妇所有可怜的财富。在大屋子中央，烧着一个日夜不熄的大火塘御寒。火塘周边用粗糙的大石头堆砌，中间有一个蓄灰烬的小坑，上面用三块石头支撑用来烧煮食物。 在大房间正对门的地方，有一个锁着的简易木栏，是母猪和母羊晚上归来休眠之处。在另一个角落也有一个简易小间，有时放置武器，工具，钓鱼和打猎的用具，有时也作为家丁晚上睡觉的临时住处，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少见。一般而言，罗罗人既无睡觉的床也无固定睡觉的地方。但有一件必需品却总是随身相伴：查瓦尔披风。家丁蹲在火塘边，睡觉的时候，他尽可能地靠近火塘，双腿卷曲在打开的披风下面，就能很舒服地过夜了。这种披风与法国林盟（Linmousin）和普罗旺斯(Provence)的牧羊人的毛毡披风完全一样。颜色通常是深褐色，有时是蓝色，大多数是羊毛的自然颜色，也有亚麻的披风，这是罗罗人家里唯一的工业纺织品。披风看上去有些粗糙，但非常实用。适宜防雨，防雪和御寒，罗罗人冬天从没有离开过这种披风。由于披风的大用途，即使在野外的晚上突然下雪也没事，他们将披风铺在岩石上，裹在他的绝妙的披风里面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披风代替了床垫，被子甚至屋顶。罗罗男子真正的居所，就是他的查瓦尔披风。深夜里，我们与马娃来和他的女人，以及他家的家丁围着火塘聊家常话。他们总向我们提一些有关我们的世界里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感兴趣，尤其是我们的手电筒：我们每个人都佩戴在身上，但没有燃烧起来；我们可以随时打开，熄灭，也可以扫向各个方向，这简直是奇迹！这令他们感觉奇异，是否在我们欧洲白人的周围，存在着某种使用法术的权利？他们急于想知道我们的秘密，总是要求我们给他们当场表演。罗罗王子的客人我们一整天都在风景绝佳的龙顶山里平行前行。山峰的形状名副其实，它很像一个从西往东横列的庞大动物的脊背，它的头部昂首伸展，远看像一个金字塔。事实上它包括三个山峰：其中一个是陡峭的山崖，上面是几千平方米的高岗，屹立在麦口（Maikou）河上。其它两座更高的山峰都藏在它的后面。令人好奇的是当我们到了雷波坪（LeiPoting）时，却发现了几乎是同样的山脉，只是朝向是从北往南。至于夏玛雪山，从昨天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总是在顺着它的山脉前行。最后一个峡口有3000米高，我们面对的另一个峰顶的高度是4700米，从北往南，在它的南边开始变得雄浑。我们发现它如此遥远——原来是云南的山峰在向我们致意！我们下山到了一个长长的峡谷地带，它与我们所见的完全不一样。必须承认，它给人感觉不祥。这条河谷好似群山围绕的一个裂谷；土地是污秽的黄色，岩石呈黑色，在它们之上的雪山顶如同一个装饰的祭台，好在连绵的山脉如同一排美丽的建筑群。山脊的中间有一道裂口，群峰各边都奇特的呈对称形状。杉树的树根缠绕攀上4000米高度的山峰，在它的上面，岩石陡峭，垂直朝下。　　我们准备就地留宿，穿过了几个住有头人及其家丁和奴隶的村寨，最后我们抵达当地一个土司的府第。我们很远就看到了那座王府，它是唯一的我们在罗罗人的山里看到的一座漂亮建筑。　　人们带我们走进一个宽阔的院子，四周是木条的栅栏。来人请我们稍等片刻，说正在为我们收拾房间。一群罗罗人围着我们静静地观看，偶尔也声音压得很低地交换几句。一会儿出来一个罗罗男子，穿着奴隶娃子穿的白色麻布衣服，脚上穿一双红色皮革的鞋，腿上打着绑带。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穿鞋的罗罗人，他的鞋是一款我们从没见过的样式；跟着又来了一个15岁的孩子，穿着如同汉人的丝绸衣服，脚上也是一双红色皮革的鞋。我们低声打听，原来是王子和他的孩子。王子的五官精致，但并不是美男子。他的脸上带有一种假装的表情，反倒令我们有些担心。他也没有这个民族的特征：严肃的表情和尚武的气质。也许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印象。至于他的儿子，他的有点儿苍白的脸孔更接近汉人，但是他的衣著却表明他是罗罗人。此刻正是牧羊人回村的时候，羊群和牛群涌向大门进入屋子里，我们的贵族王子受到了威胁，小王子手拿一根棍子做武器，召集这群闯进来的动物群，一直到把它们安顿好。真有意思，简直是罗密欧时代的一场戏剧场面。王子令人把我们带往晚上住宿的屋子，我们梦想是住在王宫里，毫无疑问。我们的客房是坐落在王子府第后院的第二个院子，没想到给我们的住所却是一个人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可怜的棚屋。屋顶的木板瓦令我们担心，因为已经开始下雨。王子带着优雅的神情对我们说，他本来想让我们去他的院子住，但王子夫人昨晚正好生了孩子。他说在那所房子的中央给我们准备的屋子肯定要比这里好。 在我们住宿期间，罗罗人对我们很殷勤，一切都让我们感觉舒服。他们日常的饮食是一种荞麦粑，没有盐味，来自中国汉区的盐稀缺又贵。荞麦粑厚而圆，常常与土豆混合。这个地区土豆处处都有，肯定是从中国汉区引进，因为它仍然按汉语的称呼而没有罗罗名。根据家庭富裕情况，罗罗的荞麦粑或加上米饭，煮土豆或者是在火塘的灰烬里烧熟的土豆，有时也加上肉类，也用麦子做粑粑或者糊糊。没有蔬菜，甚至没有四季豆。我们发现他们从不用牛奶，这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有大群的牛羊，比之耕作民族，罗罗更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但他们在饭食中不用牛奶。“你们吃什么呢？”所有的接待我们的罗罗男女都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急于想知道。他们给我们准备的日常食物有土豆，米饭，鸡蛋，母鸡和肉类，非常丰盛。第二天整天下雨，我们只好呆在家里。王子府第的人们开始来看我们。小王子也在中间，他给我们带来一只野山雉，我们和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亲密起来。他在他的汉人居住区的舅舅家和雷波坪（LeiPoting）的堂兄家待过一些日子，他学了一点汉语，因此他能与我们交谈，还给我们做翻译。在这个独立于世的罗罗人地区，他是第一个我们碰见的可以说汉语的人。至于那些原籍汉区的奴隶，他们的主人想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因此被绝对严格地禁止讲中国话。在罗罗地区的最后一个阶段现在我们又上路了，在罗罗王子的管家和家丁的陪同下，我们走的是一条更好的路。我们相信将会更易于翻过夏玛雪山，来到山脚下的扬子江。实际上，第一段路是一条坡度缓和的河谷，因此比较容易。我们晚上留宿在一个家丁的家里。出发之前，我们的两个平底大口杯被人偷走了。我在此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被盗，无论是在罗罗地区还是在汉人地区。我们检点财物时，总是有人围着我们，我们不能样样小心。第二天我们毫不费力地从3500米高度的峡口翻过主要的山峰。满山的杜鹃花，还有草莓。冒着雪花，我们采摘品味了已熟的草莓。在一个杉树林中，留有火灾过后的残留树枝。我们只有沿着山路下山，一条布满村寨的绿色大河谷横在我们眼前，我们将随它一直下到扬子江。非常遗憾，当我们从1300米高度的山顶下到河谷时，向导要我们重又登上一条陡直的小路。河谷在雪山映照下，不久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们登上一个难以想象的山峦，甚至得靠手帮助攀登。山上的雾很大，有时简直难于辨认山影。我们骑的马非常灵巧，只需勒马而行。罗罗人非常轻松，时常把我们带到一个令人惊异的地点，但是高山上稀薄的空气令我们呼吸困难，山峰的尖顶变得模糊不清。罗罗人的风度真好，上山轻捷而愉快，还要负载我们的行李。他们时时提醒我们，如果下山迟了，晚上我们将会被冰冻在高山密林里。　　　就这样一路上群山环绕，绵延起伏，山路忽上忽下。我们登上3000米高的山顶，然后必须再下行400米，然后第三次重又登上同样的高度。在到达住所之前，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第二天的行程也是如此，我们到了一个人口密集的大河谷，又重新爬上山顶。大雾继续云集在我们周围，我们看不清四周的景物，行进困难。我们下到河谷尽头垂直的裂谷旁，攀登陡峭的山岩，我们感觉像是在一个巨人的神秘的要塞中穿行。这儿如同罗罗人独立的寨子，它的白色的岩石没有被污染，在云彩映照之下，如同一座辉煌的楼阁。我们用手攀行，在一个树林里，大雾和雪聚落在我们身边。但是景色却美不胜收，常常令我们大声欢呼。在我们周围和头顶上，到处是美丽的杜鹃花，与白雪辉映，如同火花闪耀。在我们的头顶上，巨大的杜鹃花高约十多米，白色和艳丽的红色花朵怒放。矮小的杜鹃花也在炫耀它的花儿，花丛大约五米高，枝叶繁盛。鲜花漫山遍野怒放，翩翩翻飞的蝴蝶在花丛中采蜜，这样的美景令我们恍若梦中，甚至怀疑并非是现实中的情形。树枝一般的花茎，雪中绽放的鲜花，这种富有装饰效果的美景出现在一个尚称原始地区的山峰之上。看着这一切，真令人神清气爽。 在这个花丛与白雪交相辉映的山林里行走约莫20分钟以后，我们走出了这个神奇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眼底和心里仍然充满了刚才所见的奇妙风景。我们不会忘记，罗罗人生活的家园既可畏，又令人非常愉快。这儿的自然环境如同无价之宝，白雪覆盖的山峰中仍有鲜花开放。　　第二天我们继续下山，已经面对云南的山峰。在一个河谷Oukoulokio里，住着一个小土司王子，他是夏玛的侄子和属从。我们准备好一份礼物给他，因而顺利通行。这儿的人面貌与罗罗人不一样，我们又看见了曾经在大新昌（TaHin-Tchang）看到的同样面孔。我们收留了几个从汉区逃出来的汉人和几个罗罗人，边界线是一些盗匪藏身的巢穴。这儿的景观依然非常独特！河谷仍有2000多米高；云南的山崖有2-3公里长；然而我们知道，在它们之间是扬子江。一条芦苇丛生的支流在一个有700米高度的地方静静地流淌，远看好似一条镶着黄边的白色缎带，这就是我们要下山的地方。那条支流将汇成一条千米高的瀑布倾泻而下，这是一种大江流淌形成的一种更奇特的河流现象。至于那些小的支流，它们没有力量形成河床流向比它们高很多的邻居支流，因此汇合那些从山岩中流下的瀑布最终流向大江。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人类将怎样呢？他们不愿意被这些裂谷所吞没。如果是罗罗人，他们唯一的方法是从陡峭的岩壁垂直下山。但是很遗憾，我们是可怜的欧洲人，下山不灵巧。我们翻越山岭得鼓起最大的勇气用手攀行。我们同行的朋友全身带着武装，懂得这样的旅行会给我们带来困难，因此尽可能地给我们帮助。在河流上方约700-800米处，在两条河流之间，分布着一些古老的小块平原，平原土地肥沃，布满村寨，人口稠密。站在这块平原上，可以俯瞰那条长长的河谷，原野以及村寨尽收眼底，这将是我们在这个与外界隔离的地区旅行的最后一站。在这个地区，我们第一次看见一个年轻的罗罗男子，坐在自家的门前在抄写一本古老的书——他家的家谱。这令我们大为惊异，他给我们念了几行。我们因此得悉所有的罗罗贵族，甚至社会地位较高的百姓，都愿意写他们的家谱。他们在家谱上续写或者登录关于他们家庭的新成员的姓名，他们的婚姻以及主要的事件。为了向我们证明他们写家谱的习俗，好些罗罗人去找出他们家的家谱给我们看。不言而喻，对他们来说，这是证明他们是贵族家庭的重要材料，因此不能给别人。但是那个年轻男子却愿意把他抄写的家谱给我们，他可以再抄一本。在这最后一刻，我们搜集到一本罗罗人的家谱书，真是运气！最后，我们下到了山脚来到长江岸边。长江的对岸就是汉区——我们穿越了罗罗人的家园，取得了完满的成功！　摘自Missiond‘Ollone（1906-1909），LesDerniersBarbares,?:Chine–Tibet-Mongolie,Paris,ErnestLeroux。NinetteBoothroydMurielDétrie，LevoyageenChinepp.1394-1406,France,RobertLaffont,2001.《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正式出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清代蜀人著述总目》，2009年3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重点资助项目“清代蜀人著述总目”，由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王晓波主持研究。项目最终成果《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是王晓波任主编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　　《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是一部反映清代蜀人著述状况的工具书，全书共129万字，收录了清代四川省内有作者著述的州县共计141个。以地系人，兼具实用性和研究性，即既著述了清代蜀人的现存著作、版本及藏馆，单篇诗文词的数量，又著录了存佚不明的非稿本著作，可使读者及研究者通过本书能略窥清代四川各地文化水平的差异及文化发展的概貌。书后还附有“作者姓名索”、“书目索引”、“藏书单位简称全称对照说明“、“引用书目”四个附录，极便于使用者查阅。　　清代文化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四川，以及四川以外的地区都产生了较之前代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本书的编纂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检索线索，也为巴蜀文化研究以及四川各地重修地方志作了一项基础性工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条件。 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徐中舒先生是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先秦史、甲骨金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巴蜀文化等重要科研领域，造诣极深，对中国当代史学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学术理论与方法是极为珍贵的学术遗产，需要当代和后来的史学家给予继承和发扬。今年适逢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继承发扬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繁荣学术，“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4月17日至20日在四川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学术单位协办。来自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学等学科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余篇。与会专家学者就先秦史和古文字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取得若干重要进展。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召开2009年4月24日－26日，“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河边易县清西陵宾馆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与会代表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交论文40余篇。这次研讨会的最大特点，是先秦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共聚一堂，就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互动讨论，交流切磋。与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在若干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中国西南的酋邦与国家起源》报告，着重对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新发现之间的矛盾及其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通常理论之间的矛盾提出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关注。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陈列室，并对河北易县清西陵进行了学术考察。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专家座谈会综述吴维羲〔作者简介〕吴维羲，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618300。享誉中外的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迄今已走过了八十春秋。为纪念三星堆发现80周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庆典专家座谈会”于2009年6月27日在广汉瞿上园隆重举行。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博物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都博物院、永陵博物馆、金沙博物馆等科研、文博单位的十余位在三星堆与西南考古、巴蜀文化研究、博物馆陈列学、大遗址保护等方面有精深造诣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回忆过往、畅叙心得、展望未来。　　座谈会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就三星堆考古、研究、陈列、文保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交流了一些重要学术信息、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与建议。现将本次座谈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关于即将问世的大型文物图册与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掘成果。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写了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使学术界全面了解了两坑发掘资料，有力地促进了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自2005年6月开始，省考古院又启动了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的整理、编撰工程。近年，省考古院又着手编纂大型三星堆文物图集，旨在为专业研究者和文物爱好者提供一部案头常备的高质量图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显丹研究员扼要介绍了省考古院与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联合编纂的大型画册《三星堆全纪录》的内容、体例和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进度。前者按类分编，收录三星堆遗址历年出土和采集的陶器、玉石器及青铜器，图文并茂，系资料翔实、可赏可鉴的精品图册，该书将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后者拟收录的器物照、遗迹照、典型器物线图等均基本完成，现全力进行文字部分的工作。三星堆遗址综合发掘报告作为省考古院学术报告编纂出版计划中份量最重的一部，将于今年内付梓出版。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副研究员对三星堆综合发掘报告作了进一步说明：报告定名《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1980～2000）》，约40～50万字，拟分上、中、下三册，内容包括三星堆遗址从1980年到2000年间凡14次、面积共8823平方米的田野发掘资料。遗址历次发掘出土陶片总数的70％已经整理、拼对、修复，报告中将发表器物线图近1万件，器物照、野外发掘照等将发表近1000张。通过整理研究，发掘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一是三星堆遗址分期的上下限均有所延伸。以往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存的下限在西周早期，而此次经整理，目前已找到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时代过渡的相关材料，并发现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文化遗存。三星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陶器也较以往大大增加，现已将三星堆遗址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下到春秋中期的文化遗存完整串联，树立了四川盆地考古学年代标尺，三星堆当之无愧成为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蜀文化中心遗址。二是加深了对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认识，1980年以来的14次发掘均发现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分布面积约达9平方公里，在整个四川盆地史前文化中堪称最大，该期文化在当时所居中心地位不言而喻。三是在月亮湾台地所发现的属三星堆遗址二期的筒瓦、板瓦及下水道等，揭示出该期文化之繁荣强盛，陶质建筑构件和相关设施遗迹的发现，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界关于月亮湾台地一带或系宫殿建筑遗迹区域之推测。总之，报告在对历次发掘情况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将全面公布三星堆遗址各期典型地层单位以及相应的文化遗存，使学界对三星堆遗址及文化内涵等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二、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未来考古工作重点及业务合作　　三星堆遗址发现80年以来，四川考古学人坚持不懈地在此精勤探索，结出了累累硕果，尤其是三星堆祭祀坑的重大发现，震惊世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惊人的考古发现之一”，引发了海内外持续不退的“三星堆热”。此次参与座谈的专家学者对三星堆考古工作和成果再次给与了积极评价，并对未来发掘工作提出了建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认为，三星堆考古研究历八十年而硕果满枝，回顾既往，前瞻未来，特别值得肯定的有两大方面，一是经中外几代考古、历史学者的探研，雄辩地证明了三星堆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巴蜀文化中的不少问题必须由三星堆求得解决。其二是80年的三星堆考古涌现出大批考古和学术人才，考古成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继贤首先对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学界对于目前的三星堆遗址分期还存在不同看法，今后的发掘工作应对此加以重视，带着问题去重点解决。建议三星堆今后的发掘与研究应加强与省上其他有关研究单位的合作，精诚团结，互相配合，取长补短。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认为，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三星堆青铜文化的重大发现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并且，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前后承接，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田野考古人才。80年考古历程，不乏珍贵的发掘手记等资料，这些资料对于钩沉史实颇为重要，故建议省考古院和三星堆博物馆同仁应特别注意与三星堆考古、研究等有关的学术史资料之搜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治民教授主要就月亮湾遗址发现夏文化层和石璧残件、炼渣等现象、该处出土陶器所对应的三星堆遗址分期、月亮湾遗址二期文化所表现出的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等问题谈了看法，建议在今后的发掘中注意寻找月亮湾二期文化、地层。基于三星堆与宝山文化出土器物表现出的某些联系，他还建议在将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应着力于二者交通互动问题的考辨与发覆。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的重大发现使三星堆遗址广为世界所知。“三星堆”在早期国家文明起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三星堆文化所深刻揭示出的古代巴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论断的理论内涵，使它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不仅是古蜀文明、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且如最近有学者所论，夏商周中原文明之外唯一的国家起源就是三星堆文明。三星堆考古成果的重要性于此显见。　　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研究员首先对四川考古界前辈对三星堆考古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表示了由衷敬意，对三星堆考古成果和该遗址的重要性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三星堆”是解决古蜀文明、长江上游文明若干问题的关键点。其次，他就四川先秦考古的未来工作提出看法：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寻绎文明旧踪并与其文化精神主线相遇？应如何以更全局、更精到的考古探研去拂开历史尘埃以重现古文明光华？作为考古工作者，对此应有高远而深刻的思考，不能满足于既往成果。他介绍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拟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在山前地带找寻遗址，建议三星堆考古未来发掘进一步摸清古城城内布局、城墙关系及城外广大区域，弄清其整体形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永宪教授认为，四川先秦考古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相较，毫不逊色，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意义重大，在“三星堆”这个点上，体现出了四川田野考古的最高水平。　　四川省博物院院长盛建武、金沙博物馆副馆长朱章义研究员、三星堆博物馆顾问敖天照、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彬教授等均对加强业务单位合作的建议表示积极赞同。其中，朱章义研究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田野考古和研究方面，希望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及川大考古系等科研单位加强合作，二是希望金沙博物馆与三星堆博物馆加强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合作，三是希望通过四川文博界彼此的合作努力，将“古蜀文化”这张四川名片、中国名片打造得更好更精。敖天照先生提出，三星堆的学术价值还有待于更深层次的研讨，相关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资料亟待公布，建议川大、省博物院能将搜集、保藏的三星堆早期实物和文献资料尽快整理、公布，以促进三星堆和巴蜀文化研究。白彬教授认为三星堆遗址目前发掘面积仅8000多平方米，可进行的研究课题相当多，未来需着力解决的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址规划布局与城外格局，建议相关科研单位能整合技术力量与学术力量，共同携手，一起攻关探索。三、关于三星堆博物馆建设、三星堆遗址保护与展示及研究工作　　春风秋雨，短楮长笺。三星堆研究与田野考古相辅相成，从“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到“广汉文化”的提出，从“三星堆文化”的认同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确证，从对古蜀王国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的考辨到将三星堆出土资料纳入欧亚大陆历史的整体研究之中，铭刻了考古学人和巴蜀文化研究者辛勤耕耘的心路历程。而三星堆博物馆作为集中保藏、展示、研究三星堆文物的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自其开馆以来即备受世人关注和赞誉，迅速跻身于中国著名博物馆之列。三星堆研究院作为全力打造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专业机构，自建院以来也成果频出，获得了学界广泛好评。 　　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三星堆研究院副院长、广汉市文物局局长张跃辉主要就三星堆博物馆既往成绩、目前工作和将来计划等谈了三点：其一，三星堆博物馆的不断精进发展和今天所取得的业界地位与国际声誉，与学界专家学者、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业务单位多年来对三星堆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其二，全面实施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定位为“遗址公园”，将遗址内众多的遗迹景点与博物馆连为一体。保护方面，包含地面城墙与地下遗迹（集中在文化层密集区域）的保护，并积极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项目的发掘；展示方面，展示重心系以古城为中心，形成西城墙遗址、月亮湾遗址、一二号祭祀坑、马牧河历史景观等四大遗址展示区。建成后，三星堆古遗址公园将再现史前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长江上游文明的沧桑与厚重。其三、三星堆博物馆目前即将着手文物保护中心的修建。文保中心职能包括“广汉文物中心库房”功能和“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文保中心建成后，将能更加科学有效地保护三星堆历史文化遗产及广汉其他文物，并将作为公有资源，建设成开放性研究基地，对游客全面开放，为其揭开三星堆文物修复工作的“神秘面纱”。此外，还将修建游客互动中心和游客购物中心，以对景区旅游进行有益补充，进一步提高总体接待水平，使三星堆景区整体升级。　　王毅研究员首先对三星堆博物馆办馆模式对金沙博物馆工作的启发、借鉴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并就研究工作提出，学术研究必须秉持开放的胸襟和务实态度，目前巴蜀文化的研究格局是省内专家多、成果多，省外则反之，因此需要四川考古者和研究者一方面及时对外公布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一方面还应积极加强同学界的交流，巴蜀文化研究者应不断提升、扩大学术眼界和视阈，凸显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全局意义，拓宽研究眼光与思路，推动研究进步。　　林向教授强调了两点，其一，三星堆考古与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应以三星堆为学科生长点，以三星堆研究院为平台，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三星堆与古蜀文化研究，进一步办好研究院主编的学术集刊《三星堆研究》。其二，三星堆博物馆即将修建的文保中心非常及时而重要，三星堆青铜器的保护是件大事，今后应将之作为保护研究的重点。　　陈显丹研究员就近年三星堆文保成果作了简介：近年已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合作，完成了几项关于三星堆青铜器保护的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最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修复了十余件三星堆青铜头像和面具。　　马继贤教授提出，三星堆的重大发现不仅成就了一批专家，多年来也出版了大量学术、科普著作，但其中良莠不齐，有关单位应加强对相关著作的质量把关，净化学术空气，也使一般民众对三星堆文化的理解能得到正确引导。三星堆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今后还应大力推进三星堆研究院的工作，在学术方面多出成果。　　段渝教授认为，就学术研究而言，由于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三星堆发掘资料有限，因此目前的研究成果只是阶段性成果，但这些阶段性成果已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这足以证明三星堆富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也寄望三星堆遗址未来的考古工作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及时公布发掘资料，以利于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　　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委员樊一研究员认为，在三星堆博物馆当前的各项业务工作中，从内到外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而自身发展的核心又在于陈列展览。三星堆博物馆必须不断开拓、继续前进，不断提高其陈列水平和质量，才能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态势下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辜负政府和民众对我们的信任和厚望。他表示，作为三星堆博物馆历次陈列的总体设计者，在陈列学和陈列展示方面当继续为三星堆博物馆出谋划策、贡献心力。　　李永宪教授认为，三星堆博物馆的设立和该馆将建的文保中心，其与考古成果相结合，是很好的生长点，四川考古成果、文博水平藉此展示给公众。随着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新建，其在陈列展示、文物保护等方面“中心”形象将更加突出，希望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再接再厉，集中优势，将之打造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重镇，将三星堆博物馆打造成同类博物馆中的最高水平。 高大伦院长就座谈会讨论所形成的共识作了简要总结，并介绍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下一步工作：其一，三星堆是四川考古之源，也是四川考古人才的摇篮，未来的遗址考古工作一如既往地需要上级部门、学界前辈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相关科研单位和文博单位携手合作。其二、《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1980～2000）》正式出版后，将举行重要的学术座谈会，望学者专家积极参与、合作研究，下一步还将完成国家文物局重点工程之一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四川分册之编纂。其三、回顾80年以来的三星堆考古工作，是一个不断精进的历程，尤其是1956年以后的发掘及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相比于国内诸多知名遗址如良渚文化遗址、殷墟等，三星堆发掘面积最少、资金投入最少，而取得的效益是最大最高的。另就三星堆已发掘的面积而言，虽仅是整个遗址的冰山一角，但其出土文物与同类的遗址出土文物相较，已显示出其独特性和不可比拟性。可以断言：三星堆地下还有丰富密集、种类众多的文物，大量的古文明信息还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此次座谈会收获甚丰，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三星堆发现80周年历程并进行了反思、总结和前瞻性思考，气氛活跃热烈，在三星堆考古成果、三星堆遗址在巴蜀文化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共识，并就三星堆未来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博物馆文保、遗址展示等工作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通过认真梳理、吸收本次座谈会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必将有力推动三星堆事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