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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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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泉证道”的“追述义”探析程海霞【摘要】基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视域,根据“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天泉证道”的“追述义”值得思考。此可以从“求证前”与“求证中”两个环节进行探讨。这两个环节皆从多层面显示出阳明一传弟子相互争辩的特征,从而呈现出“天泉证道”区别于“发生义”的又一重属性———“追述义”。探析此“追述义”还须对之进一步明晰与定位。..关键词天泉证道;追述义;发生义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1000-7660(2015)02-0109-08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良知学历史分化的义理分疏”(2012SJB720014)的阶段性成果。简介:程海霞,
2、江苏射阳人,哲学博士,(扬州225000)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1527年夏秋之交,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尝与弟子钱德洪、王龙溪论学越城天泉桥,阐发其致良知的核心命题———“四句教”的具体内涵,史称“天泉证道”。此乃“天泉证道”之“发生义”。目前学界对阳明晚年思想成熟形态所作的探究,大体皆以此为基点①。但若将研究的视域从阳明学移向阳明后学②,“天泉证道”则是王学分化特别是当事人钱、王分歧的一个重要话题,而钱、王又是天泉证道的主要叙述者。在目前关于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中,刊于1555—1556年的《传习录》(下)③与刊于1563年的《年谱》④是由钱德洪所编,而撰于1574年的《绪山钱君行状》⑤
3、是由王龙溪撰写,刻于1587年的《天泉证道记》⑥是由龙溪门人根据龙溪口述而录成⑦。也就是说,钱、王的最早叙述与发生学意义的“天泉证道”相隔几十年之久⑧,而这几十年又是王门弟子论辩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此意义上,“天泉证道”在被叙述的同时,极易体现“争辩者的立场”。笔者将此“立场”界定为“天泉证道”之“追述义”⑨。钱、王不尽相同的论述,或为这一“追述义”提供了文献佐证。依此构想,笔者不惮其烦,对上述材料进行一一比照,细析钱、王追述之异同以及产生这一异同的可能缘由,以期呈现“天泉证道”在“追述义”上的可能图像。为了论述之方便,本文将“天泉证道”分为“求证前”与“求证中”两个环节。一、“求证前”的“
4、追述义”1527年9月,阳明欲赴两广,起程前夕,在越城天泉桥上与弟子论学。事情起因于德洪与王畿的辩论,可以析为以下几个层面:第一,龙溪为辩论的发起者。此在德洪与龙溪的论述中皆有明示。第二,德洪所述表明:龙溪判四句教为“未是究竟话头”;龙溪所述表明:“权法”与“定本”乃是其与德洪思想之差异所在。根据前两条材料,德洪认为,龙溪判“四句教”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未尝提及自己关于四句教在权法与定法上的判定。根据后两条材料来看,龙溪认为,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而四句教乃是权宜之教法。由此可以推想,在龙溪看来,宗旨与教法实相区别,宗旨为一,而教法可多。对于教法的“权宜”性,龙溪认为,主要体现在教
5、与学两个方面:一方面阳明“立教随时,未可执定”;另一方面“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宗旨与教法之差异、“定本”与“权法”的分歧乃是由龙溪提出的,前者体现了龙溪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后者体现了龙溪以“执定”判德洪的倾向。第三,龙溪对四句教的“权法”性质作了揭示。德洪的追述重在强调龙溪区分出心意知物之“无善无恶”与“有善有恶”两种观点,龙溪的追述重在强调自己的思维方式、“无善无恶”与“至善”的会通以及对“著有”流弊的反对。根据前两条材料,龙溪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四句教之“权法”性质:就正面而言,心之无善无恶就意味着意、知、物皆是无善无恶的;就反面而言,意有善恶,则心体亦有善恶存
6、在。由此不难看出,德洪虽未明确述及“四有”、“四无”之概念,但是其所揭示的“四有”、“四无”的内涵则是明确的。从德洪的论述来看,龙溪所作论证的前提在于心意知物在善恶性质上具有一致性。根据后两条材料,在以德洪判四句教为定本的基础上,龙溪作出了“未可执定”的判定,并给出了理由。龙溪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体用显微”“只是一路”、“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一般而言,心与知为体,意与物为用,而龙溪强调体即用、显即微,因此,“心意知物只是一事”。继而,龙溪指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那么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此处有一个“若悟得”的前提。因此,“心意知物”之“无善无恶”亦是悟得之境界。最
7、后,龙溪又从意之“有善有恶”推及心之“有善有恶”,从而显示四句教的“权法”性质。有趣的是,最晚成型的《天泉证道记》还有更为具体的诠释,此可以析为以下几点。其一,对“体用显微”“只是一路”从心意知物层面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无心之心”与“无意之意”乃是“藏密”与“应圆”的即微即显的关系,而“无知之知”与“无物之物”则为“体寂”与“用神”的即体即用的关系。其二,“粹然至善”即是“无善无恶”。就其理解的思路来看,“天命之性”“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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