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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
2、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
3、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一“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
4、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
5、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
6、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
7、,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
8、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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