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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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内容提要】新时期以前22年，我的文字，正确错误参半，教训多经验少。新时期以来，基本上不作违心之论，但杂事仍不少，未能“专心著述”，只是在中国新诗史研究、鲁迅小说研究、鲁迅与尼采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摘要题】文学史研究【关键词】学术研究/中国新诗史研究/鲁迅小说研究/鲁迅与尼采研究【正文】记者：陆先生，请谈谈您的治学经验。陆：谢谢。“经验”说不上，只能谈谈情况。从1955年起，我开始发表与文学有关的文字，迄今已五十年。新时期以前二十二年，我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与人合着论文集《论〈红日〉及其他

2、》（共收5篇，我写的2篇）等。这些文字，正确和错误参半。正确或言之成理的大多是对新作的评论和相对而言是纯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数量上说占多数。错误的文章，虽只几篇，但性质和影响很坏。我粗暴地批判过胡风同志、丁玲同志、冯雪峰同志，也错误地反对过李何林同志、周勃同志的很宝贵的观点。近二十多年来我在不同场合，以口头或文字形式坦诚地谈及，作过自我批评。而所有被我反对过的同志，无一对我表示不满。胡风同志无一面之缘；雪峰同志，在七十年代中期为《热风》记者：请谈谈您关于继承传统接受外来影响的看法。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

3、问题。每个作家的个性和各方面的素养不尽相同，因此每一个作家如何对待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应由自己决定，应有绝对自由。这与是否爱国不能混淆在一起。爱国志士多有主张文学应以接受外来影响为主者，“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等大多数文学革命主张者都是如此。划清了这道重要的界线，文学继承传统、接受外来影响问题，作为一个学理就较单纯，容易弄清楚了。从中国历史看，国力强大时，对接受外来影响少顾忌，汉、唐时就是这样；有时是国力羸弱，被迫不得不接受域外影响，魏晋、五代、元时是如此。古老的中央之国，两千年封建一贯制，背离传统、反传统是大逆不道

4、。而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革命，新诗的初期来看，正如我在《“五四”新诗与中国古代诗词》一文中所说：凡是古典诗词中明显的忠君思想，奴才思想，民族矛盾中甘心作异民族的奴才；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上，甘心作另一家庭的奴才；个人与个人之间，甘作权势者、富人、强人、能人的奴才；节烈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等，确实“断裂”了，只有个别作品例外。如果说这是“断裂”，那无论着眼于中国，抑或是着眼于世界，都是应该的，是社会发展的必需，是民族生存的必需。而作品涉及爱国、爱情、亲情、友情的抒写时，新诗往往是古代诗词的发展、变异，准确地说，这不是“断裂

5、”。……由于爱情、亲情、友情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时无直接联系，往往具有超时空性，因而古典诗词和新诗所抒写的爱情、亲情、友情，并无重大区别。……有些观念，似相近实则相去甚远。如儒家讲仁政爱民，这当然比暴政虐民好；但“仁政”的“仁”，决不会跨过封建制度这堵墙；“爱民”，无论哪一位圣人、贤人，也只爱遵守封建规范的民，只爱服从统治的顺民；不可能爱心怀不满的民，更不会爱造**的民；如果是逆民、乱臣、贼子，则诛之。儒家的仁爱学说与人道主义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就在人道主义主张对一切弱者、穷者都给以人应得享有的基本权利。我们主张爱的

6、纯洁，与儒家所宣扬的“贞”、“节”、“烈”不同，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已讲得很清楚。儒家的尊老爱幼，固然是对老、幼的关照，但因这观念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因而与建立在普泛的人类生存基本权利之上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儒家在对“老”、“幼”的先后轻重上是先“老”后“幼”，重老轻幼。孝子郭巨埋儿，被儒家奉为“孝”的典型。这和现代的进化论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是相左的。如果说中国新诗“断裂”了“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的传统，“断裂”了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体系紧密联系的思想乃至伦理道德的传统，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应该说是国家之幸，

7、民族之幸。这一问题，值得中国每一个国民深思，值得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思。[4]我自己自然也在深思。鉴于十七年和“文革”中自己不断地跟风跟错了的教训，新时期以来，我在学术活动中，时刻提醒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跟风。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某刊编辑来就某一事约稿，据说是权威人士的旨意。我和教研室同事都拒绝撰稿。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8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蒙嘱出版社惠赠一本，并希望我写一评介。这本书使中国几乎是一代研究生接受了“五四”文化“断裂”论。我不同意林先生的观点，却佩服他的睿智，评介文字终于未写。这二十几年，

8、我的研究，我的写作，没有违心之举。关于继承传统与接受外来影响，我觉得研究愈细致愈深入，愈能触及问题的核心。闻一多先生前期大体上是主张“兼取”的。我就翻了翻闻先生喜爱的晚唐杜牧、李商隐、李煜、韦庄、韩偓等人的诗词，发现闻先生的新诗中，融化和借用了晚唐诗人的一些词语，据粗略估计，仅借用的词语，即达100以上，《奇迹》一首诗，就有“火齐